化学物质失衡的妄想

美国国会图书馆控制号：2019903554

商业平装ISBN：978-0-9976077-7-2

封面设计：Elieser和Priscilla Loewenth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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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所有©2019年，作者：丹尼尔·R·伯杰二世（Daniel R. Berger II）

除非另有说明，本书中的所有经文均引自《英语标准版圣经》（English Standard Version），版权归Crossway, Inc. 经许可使用。版权所有。

由阿勒西亚国际事工出版社出版

南卡罗来纳州泰勒斯

www.drdanielberger.com

美国印刷。

美国及其与精神障碍相关的领域，均被精神病学家和制药公司所控制着，这些公司往往被贪婪所驱动着，并且得到了伪科学的维护。数百万剂的“毒药”正在出售并推给公众，他们把这些化学物质宣传为必要的药物。我们唯一的盼望就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可以接受像丹尼尔·伯杰博士这样的人所揭示的真相，他们敲响了真理之鼓，声音足以让我们每个人都听到。伯杰博士发出了“旷野的呼声”，人人都当聆听，而这本《化学物质失衡的妄想》，人人也都当仔细阅读。

——约瑟夫·卡明斯（Joseph M. Cummins），医学博士、研究员和药理学家

“化学物质失衡”假说是生物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和精神药理学家们精心策划的“营销工具”，他们试图以此来解释个体非适应性的思维和行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那些主张通过医疗模式治疗心理疾病的倡导者们，利用并普及了这样一种信念，即他们可以平衡大脑中不断变化的神经化学物质，使他们称之为心理/精神疾病这一没有明确定义的心理失常状态和行为变得正常或得到纠正。但除了可被识别的大脑器质性病变和明确的客观生物性损伤外，将“精神疾病”与所谓的化学物质失衡联系起来，是极不现实的。事实上，正如许多有公信力的神经科学家、药理学家和其他专业人士反复揭示的一样，未经证实的化学物质失衡假说是心理学和精神病学将伪科学包装成真科学的典型例证。

为了使心理疾病的化学物质失衡理论这一伪科学合法化，生物学取向的带头学者们推出了一系列精神活性药物/精神类药物。可悲的是，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更多基于科学事实的证据，这些证据均表明：当精神科医生把这些神经毒素开给患者时，实际上是在诱发病人的化学物质失衡，但他们称其为“治疗性药物”。关于这些药物，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精神类药物/精神活性药物”会作为神经胶质细胞毒素发挥功效，从医源性讲，它们可以而且确实会带来“化学物质失衡”。当这些毒素长期存在于人体系统中时，很可能会出现“戒断综合症”（症状），因为药物往往会对大脑造成不可逆的有机损伤。

精神类药物/精神活性药物最为常见的负面影响是抑制服药者的情绪波动，以及钝化其心理意识，这将进一步使患者与具有治疗性的社会环境隔绝开来。虽然药物的这种效果可能具有一定的治疗性，比如使人不再感到难受，但药物的这种作用会导致患者与现实和社会脱节，也会导致各样的身体障碍，而这种效果正是许多生物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和精神药理学家认为的“治疗”。诚如丹尼尔·伯杰博士在《化学物质失衡的妄想》一书中所揭露的那样：长期以来，这种医学模式和所谓的精神疾病治疗方法都是失败的，而且会导致可怕的结果。

很高兴能看到伯杰博士的这本新书，这本书不仅表明了化学物质失衡假说是一种谬论，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起点，使我们可以重新考量失败了的“克雷佩林精神疾病模型” ①。毫无疑问，这本书会让很多人大开眼界，包括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精神药理学家、生物学家、神学家和其他智囊团。此外，这本书应该被所有主流大学用作心理学、精神病学、药理学、生物学和法学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材。     

——约翰·K·马特罗斯（John K. Marturos），医学博士，哲学博士，细胞和分子生物学家，药物发现和靶向治疗转化研究员

伯杰博士的这本书汇集了大量不可否认的证据，说明了当前（针对精神疾病）的护理标准是多么具有误导性。作为医疗护理的提供者，我们只有了解并宣传真相，才能真正帮助他人，这个真相就是：药物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一定要“心意更新”！如果十年如一日地盲目吃药，并错误地认为药物可以消除内心的冲突或者修复有害的、具有破坏性的行为，这本身可能是非常有害的。很感谢我能读到《化学物质失衡的妄想》这本书，它澄清了我多年以来的许多疑虑；这让我无比振奋，因为它也鼓励我分享我对救主的信仰，唯有祂能更新人的心思意念。

——克里斯蒂娜·比斯特（Christina Biester），医学博士兼临床主管

伯杰博士揭露了许多大型制药公司及其同谋的“专业人士”的欺骗行径，对此，我深表感谢。我也曾被所谓的精神疾病病理生理学所欺骗，它们以神经递质失衡的“科学”作为基础。虽然我们已经能够量化其他人体器官的功能失调症状，但作为医疗专业人员和科学家，我们却没能在心理和大脑领域做到这一点。

在《化学物质失衡的妄想》一书中，伯杰博士向读者揭露了这个深陷于追求利益，并无比自负的骗局。这一信息对于我们护理病人的心理/灵魂至关重要。伯杰博士在书中向我们表明了：我们不能再昧着良心，把手伸入“黑盒”中，给患者开出那些缺乏实际治疗证据的药物，事实上，这些药物反而会给我们的病人造成严重的伤害。

与此同时，伯杰博士也揭示了这么一个事实：作为一个社会，我们已经被这一谎言“拉拢”过去了。因为我们想把个人处境的责任转嫁到某些内部因素上来，而且我们似乎对这些内部因素束手无策，因而需要外部的媒介（即药物）来进行补救。可悲的是，一旦我们被这些精神类药物所奴役，我们就会发现自己真的被束缚住了，而且这种束缚不会轻易解除。因此，我非常感谢伯杰博士，因为他书中带来的启发，我现在致力于解放那些多年来因接受精神类药物治疗而不幸致残的人。对于我们内心深处的需求和我们堕落的状况，只有一个答案，那就是悔改并降服在耶稣的脚前，因为只有祂才能给我们的心灵带来真正的治愈。

——阿塔姆·阿比（Atam Abbi），医学博士

在《化学物质失衡的妄想》一书中，伯杰博士为那些被告知患有化学物质失衡的人提供了一个全新且简易的“导航工具”，使他们不必惊慌失措。这本书也是医护人员、朋友、家属以及其他与患者有关之人的有用资源。对我来说，《化学物质失衡的妄想》是一本我真心觉得所有人都应当拿起来阅读的书，它可以让读者更加深入地了解我们制药行业所热衷的一个话题，这一点非常重要。根据我的经验，那些被告知他们的问题是由化学物质失衡而引起的人，其实都在寻找答案、理解、前进的道路、帮助和盼望。这本书是一本内容详实的指南和教育工具，可以帮助人们渡过难关，并发掘关键问题的答案。

——凯蒂·索雷尔斯（Katy Sorrells），药物质量审核员，制药质量工程师

附录：
① 译者注：克雷佩林精神疾病模型是指由德国精神病学家Emil Kraepelin（埃米尔·克雷佩林）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提出的精神疾病分类和理解模型。这个模型对现代精神病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该模型为现代精神病学诊断系统（如DSM和ICD）奠定了基础。然而，这个模型也受到一些批评，比如过于强调生物学因素而忽视心理社会因素，以及可能导致对患者的标签化。

第一章：引言

第二章：行业内部的坦白

第三章：理论的重要性

第四章：科学证据

第五章：正确的观点

第六章：一种新的心理障碍

第七章：结论

参考目录

“摆脱一个谬论要比紧握一个真理更能使我们变得明智。”①

——路德维希·伯恩（Ludwig Borne），作家、哲学家

2017年，一部讲述巴纳姆（P. T. Barnum）和他举世闻名的马戏团的电影《马戏之王》（The Greatest Showman）上映，并荣获多项影视公会奖项。但它最大的成就是赢得了许多美国人的心。《马戏之王》这部电影很好地说明了人们是如何肆意篡改历史、歪曲或否认历史事实的（这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被称为历史修正主义），并以此宣扬一种错误的叙事或维持一种错误的议程。

在这部电影中，核心历史人物巴纳姆被描绘成了一个粗鲁且自我为中心的人，他通过巨大的努力和牺牲为那些“社会弃儿”提供了一个平台，让他们可以找到获得价值、互相团结和谋生的手段。但事实上，巴纳姆是一个残忍的奴隶主，他的娱乐事业（他称之为马戏团）主要建立在奴役有色人种、虐待他们、贬低他们并经常鞭打他们的基础上。对此，杰基·曼斯基（Jakie Mansky）曾在《史密森尼》（The Smithsonian）杂志上撰文，试图解释电影中不准确的故事情节（也就是对既定历史显而易见的修改）是如何被广泛接受了的。这揭示了一种普遍的心态和社会倾向，即把实际上并不真实的历史和理论，当作真实的历史和理论加以接受：②

如今，巴纳姆和他的职业生涯可以说是一个罗夏墨迹测试，③测试我们的现状，以及我们愿意接受什么样的荒诞故事。但如果你能清醒地看待巴纳姆，你会发现，在他的人生传记中，有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他向大众推销了种族主义。对此，雷斯（Resis）说：“他采用全新的方式，让种族主义看起来很有趣，同时让人们以一种亲密、有趣、惊奇和新颖的方式，参与到贬低种族被压迫者的活动中。这就是他留给我们的一部分遗产。④

这部电影确实提到了巴纳姆虚伪假面和总是自私自利的事实，但好莱坞却选择忽略巴纳姆有多么的偏执、自私和残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部电影所传达的信息居然是平等和赞美个体的独特性及差异性，这是每个人都应该极力倡导的，对待他人的价值观。但为了呈现这种修正后的叙事，好莱坞不得不对巴纳姆马戏团的历史进行歪曲。

最近的一些电影，比如《波希米亚狂想曲》（Bohemian Rhapsody），将这种历史修正主义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甚至改写了弗雷迪·默丘里（Freddie Mercury）的故事，将他塑造成了一个同性恋摇滚偶像，而不是一个在美国蓄意传播艾滋病的自私鬼。

一部新电影可能会粉饰他的故事，但这位“酷儿”摇滚巨星短暂而深远的一生与艾滋病史密不可分……在《爱的渴望：弗雷迪·默丘里的生平、死亡和遗产》（In Somebody to Love: The Life, Death, and Legacy of Freddie Mercury）一书中，作者马特·理查兹（Matt Richards）和马克·兰索恩（Mark Langthorne）首次将这位著名音乐家、皇后乐队（Queen）主唱的生平与艾滋病的人类学历史并列在了一起。这可不是大多数人知道的一段历史，即所谓的 “零号病人”理论：一名性欲旺盛的空姐将艾滋病传染给了她遍布全球的男性恋人。事实上，这一理论近年来已被证明是错误的。⑤

据一些历史学家的估计，默丘里通过举办他的“毒品和同性恋性派对世界”，⑥ 并通过隐瞒他感染艾滋病的事实，在近十年的时间里造成了艾滋病的高传播率。⑦ 直至他父亲去世前，默丘里与父亲的关系都很糟糕，但电影的导演、编剧和制片人却选择在剧本中尽量淡化这一点，但许多历史学家强调，这种破碎的关系是默丘里生命中的一个核心因素。

自《马戏之王》2017年上映以来，关于什么是真新闻、什么是“假新闻”的讨论在美国愈演愈烈，保护历史记录（包括古代的和现代的）完整性的努力也愈加强烈。人们很容易相信别人说的话，以至于现代文化中的整个群体都接受了地球是平的，而不是圆的这一观点，尽管实证证据均证明了事实并非如此，但人们仍笃信不疑。事实上，试图控制人们认为什么是真、什么是假的斗争正在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展开。

但比上述例子更令人不安的是，尽管有明确的实证证据，但仍有如此多的人愿意接受那些“半真半假”的、被修改过的历史和公然的谎言。许多人仍然宁愿相信谬误，也不愿接受那些难以接受或不便接受的真相。可悲的是，许多人最为珍视的谎言和对历史的篡改一并摧毁了个人、家庭和整个社会。事实上，谎言和虚假总是具有破坏性的，即使它们看似无辜或出于对他人所谓的关爱。

虽然人们可能会预料到，甚至愿意接受好莱坞人士为了达成他们的目的而经常歪曲事实和篡改历史的做法，但大多数人通常不会接受在医疗领域出现这种做法，尤其是当扭曲或隐瞒真相的做法会威胁到他们的健康或危及他们的生命（或他们所爱之人的生命）时。然而，尽管现实如此，但当今社会中流传着一个最广泛且最具破坏性的谎言，这个谎言涉及人性的心理挣扎和所谓的药物治疗心理问题的取向，这个谎言就是化学物质失衡理论。由于化学物质失衡的虚假说法被广泛接受，许多人也误以为精神药理学和精神病学是切实有效的，而且许多人对精神病学的“野蛮过去”毫不知情，也不了解其当前失败的做法。总的来说，很多人认为精神病学是一门治疗艺术，并且取得了广泛的成功。

然而，只要简单地回顾一下它短暂的历史，就会发现精神病学和精神药理学在其市场化的理论和试图通过生物机制来改变心理的野蛮尝试中，会对个人和社会造成多么大的伤害和毁坏。⑧

对此，精神病学家贾克·潘克塞普（Jaak Panksepp）如此评论道：

在过去的几千年里，大多数治疗精神疾病的生物学方法都是建立在未经证实的信念和荒诞的逻辑之上的，而不是建立在科学实质之上。殴打、放血、饥饿、冷热水冲击疗法和束缚，这些都被时间验证为失败的疗法，至少从长期来看就是这样的。⑨

美国精神病协会（APA）前任会长，哥伦比亚大学精神病学教授杰弗里·利伯曼（Jeffrey Lieberman）在谈到这一历史事实时也说：

在精神病学的历史上，许多著名的人物并不是因其取得的成就，而是因其治疗方法的可疑性而举世闻名的，虽然他们大多数是出于善意。比如：弗朗茨·梅斯梅尔（Franz Mesmer）的“动物磁性疗法”、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的“胆汁药丸”、朱利叶斯·瓦格纳·焦雷格（Julious Wagner-Jauregg）的“疟疾疗法”、曼弗雷德·萨凯尔（Manfred Sakel）的“胰岛素休克疗法”、尼尔·麦克里德（Neil Macleod）的“深度睡眠疗法”、沃尔特·弗里曼（Walter Freeman）的“脑叶切除术”、梅兰妮·克莱因（Melanie Klein）的“性取向转换疗法”，以及莱恩（R.D. Laing）的“存在主义精神病学”。很遗憾地说，造成这种状况的大部分责任都应由我所在的专业来承担。⑩

《生物精神病学教科书》（Textbook of Biological Psychiatry）也如此断言：

长期以来，许多治疗精神疾病的尝试都包括物理和药物因素，其中包括清肠疗法、水疗、电刺激以及许多其他千奇百怪的干预措施，这些方法都是基于这样的一种信念：对身体进行某种操作就可以驱除心理上的疾病。⑪

著名精神病学家罗伯特·贝雷津博士（Dr. Robert Berezin）列举了历史上无数次精神病学试图治疗心理疾病的失败尝试，并得出结论说，精神活性药物只不过是历史中另一个失败的案例：

躯体精神病学的基本理论是：人类挣扎的根源是大脑本身，而不是人。基于这种简单化、机械化和还原论的观念，治疗需要直接作用于大脑，而这样的治疗取向总会带来侵犯性和破坏性的结果。躯体精神病学起源于癫痫疗法，或者起源于癫痫疗法的第一种现代化身，胰岛素休克疗法（IST）。实际上，这种疗法起源于十六世纪，在美国革命时期被用于精神疾病的治疗。⑫

此后，贝瑞津博士（Dr. Berezin）又列举了许多精神病学家在历史上的失败案例，即精神病学家试图使用物理手段来解决人性的问题，其中包括脑叶切除术和电休克疗法（ECT），在这些疗法被广泛应用的年代，它们都被认为在科学上是合理的治疗方法。⑬

然而，正如贝瑞津博士所指出的：

到最后人们才发现，验证性的追踪研究被证明是捏造和杜撰出来的，其中充斥着自我推销的谎言和半真半假的事实……最终，电休克疗法被证明是无效的，并且侵犯了人权。但我们先不要放松警惕。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近年来，电休克疗法又一次卷土重来了，并且再次得到推广，因为在它之后出现的疗法，即抗抑郁药不起作用。最后，我们来到了躯体精神病学当下的“化身”，也就是神经生物精神病学及其所谓的治疗方法，药物。精神类药物只不过是下一代“治疗”方法，其重点是作用于人的大脑。总之，历史正在重演。⑭

同样的，罗伯特·惠特克博士（Dr. Robert Whitaker）也认识到，精神类药物也属于这种试图通过生物学的方法来改变心理的失败尝试：

鉴于（药物）治疗的巨大进步，我们应该期望，按人均计算，美国残疾精神病患者的数量在过去五十年中会有所下降。我们还应该期望，自1988年“百忧解”和其他第二代精神类药物问世以来，按人均计算的残疾精神病患者人数会有所下降。总之，我们应该看到精神残疾率的两次下降。然而，随着精神药理学革命的展开，美国残疾精神病患者的数量却直线上升。而且，自从“百忧解”和其他第二代精神类药物问世以来，残疾精神病患者数量的增长速度进一步加快。最令人感到不安的是，这种现代瘟疫现在已经蔓延到了全国儿童的身上！⑮

当然了，揭露精神病学的“肮脏历史”，这并不是说如今所有的精神病学家和执业医师不想真心帮助人们，而是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尽管他们的本意可能是好的，但被自己的“盲信”和来自大型制药厂的错误信息所蒙蔽了，因此临床医师经常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推广具有破坏性的谎言。然而，还有一些临床医生，他们虽然知道真相，但却为了不脱离主流，甚至为了积累大量的经济收益，故意选择维持这一谎言。

在精神疾病的化学物质失衡理论和遗传理论中，生物学理论以及试图通过生物性方法解决人类痛苦和功能障碍的失败本质，被揭露得淋漓尽致。然而，很多人都还不知道，这类理论，就像放血疗法和精神外科手术一样，已经被精神健康领域乃至整个医学界的顶尖研究人员、临床医生和理论家所否定和摒弃了。化学物质失衡理论不仅是历史修正主义的一个例子，而且也是一个持续存在并被广泛接受了的谬论，有关它的许多事实在很大程度上仍未向大众公开。

许多人认为精神病学家是以事实及科学为基础的医疗人员，而不是一个完全建立在臆测、科学主义和巫术基础上的团体，这一事实助长并维持了化学物质失衡理论被持续广泛接受的现状。⑯ 多年来，精神病学家利用精神疾病理论建立了社会对生物医学模式的信仰。事实上，整个精神病学的精神疾病理论，包括化学物质失衡理论和精神药理学，其实都源自德国精神病学家和“优生学”理论家埃米尔·克雷佩林（Emil Kraepelin）所构建起的“信仰体系”。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克雷佩林理论（the Kraepelinian theory），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精神疾病医学模式”，在美国的破坏力不亚于它在纳粹德国大屠杀时期的破坏力。⑰ 时至今日，这种针对精神疾病的医学模式的破坏性，及其旷日持久地缺乏确凿的实证证据的伪科学性，为医疗工作者们呈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现实，但这一现实的绝大部分都隐藏了起来，不为大众所知，化学物质失衡理论就是一个主要的例子。

然而，那些在精神或情绪上处于挣扎和动荡中的人们，他们不幸相信了克雷佩林的理论，他们理应知道真相，并理应以客观的事实引导他们做出选择。事实上，与普遍的看法相反，在公众知识和舆论的帷幕背后，许多著名的精神病学家、精神药理学家和顶尖的神经研究人员不断地发表声明及文章，表明他们承认多年来精神病学理论向公众宣称的许多内容都是真的，而他们明明知道那些都是错误的。

然而，尽管绝大多数的专业人士都了解并且彻底拒绝了化学物质失衡理论，但该理论仍然是社会上最主要的，有关精神病学的虚假叙述之一，并使人们继续相信：精神功能障碍、情绪困扰和不良行为都是由于大脑中所谓的不平衡或紊乱的化学物质过程所引起的。

医学界和社会上的普罗大众早就应该意识到并接纳这一令人警醒的事实，那就是：在化学物质失衡这一虚假叙述的面纱背后，是绝大多数精神病学家和神经科学家都意识到并且承认的事实：在大脑中，从来就没有化学物质失衡这回事，更不用说它会造成所谓的精神病学的心理疾病。同样的，现在也是时候来了解一下，实证科学研究是如何不断揭露这种观点的荒谬性的，它是由那些希望多多卖药的“销售人员”所传播的，他们妄图将化学物质作为治疗人类自然拥有但却充满缺陷之堕落状况的良药。

我曾就围绕着精神疾病的构建问题的许多话题进行过讨论，我得出的结论是：化学物质失衡理论和遗传理论（优生学）是人们最难以舍弃的错误信念，即使面对着这些理论明显是错误的，或者充其量只是猜测这样令人清醒且不可否认的事实，人们仍旧选择相信。人们普遍相信这种错误的说法，是基于他们对医生建议的信任，以及对还原论/科学主义的广泛信仰。社会上的许多人甚至把自己的生活和身份建立在这种虚假的叙述和自我实现的预言之上，他们认为自己由于所谓的化学物质失衡而“不幸患病”，或表现异常。

但事实是，这些受伤的人是被医学界误导了，而医学界又被大型制药公司及其众多销售代表欺骗了，因此，了解公众知识幕后的著名研究人员究竟说些什么，并且审视现有的明确事实，这是完全必要且非常有益的。我希望并祷告这本书能成为引导人们找到真正的盼望和拯救心灵之真理的资源。不管怎么样，每个人都必须做出选择，要么接受真相，要么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仍旧紧抓谬论不放。

附录：
① Collected Writings of Ludwig Boerne (Gesammelte Schriften von Ludwig Börne; in German), Vol 6 (Hamburg, Germany: Hoffman und Campe, 1850), 11.
② Jackie Mansky, “P.T. Barnum Isn’t the Hero the ‘Greatest Showman’ Wants you to Think,” The Smithsonian Online (December 22, 2017): https://www.smithsonianmag.com/history/true-story-pt-barnum-greatest-humbug-them-all-180967634/.
③ 译者注：罗夏墨迹测试（Rorschach Inkblot Test）是一种著名的心理投射测试，由瑞士精神病学家赫尔曼·罗夏（Hermann Rorschach）于1921年开发。是一种试图通过个体对模糊图像的解释来了解其个性和心理状态的方法。
④ 同上。本书中引用文字中的粗体字是后加的强调，而非原作者的突出显示。
⑤ Diane Anderson-Minshall, “Freddie Mercury’s Life Is the Story of HIV, Being Bi, and Queer,” HIV Plus Magazine (October 26, 2018): https://www.hiv plusmag.com/entertainment/2017/9/05/freddie-mercurys-life-story-hiv-bisexuality-and-queer-identity.
⑥ Jude Dry, “’Bohemian Rhapsody’ Doesn’t Straightwash, but It’s Confused About Freddie Mercury’s Sexuality,” IndieWire (November 2, 2018): https://www.indiewire.com/2018/11/bohemian-rhapsody-freddie-mercury-sexuality-confused-lgbt-gay-bi-erasure-straightwashing-1202017372/.
⑦ Anderson-Minshall, “Freddie Mercury’s Life Is the Story of HIV, Being Bi, and Queer.”
⑧ 如需进一步研究精神病学在历史上的野蛮行径，可见：Daniel Berger, Mental Illness: The Reality of the Spiritual Nature (Taylors, SC: Alethia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 2016), 75-128, and Robert Berezin, “Psychiatric Drugs are False Prophets with Big Profits. Psychiatry has been Hijacked,” (July 5, 2015): http://robertberezin.com/psychiatric-drugs-are-false-prophets-with-big-profits-psychiatry-has-been-hijacked/.
⑨ Jaak Panksepp, ed., Textbook of Biological Psychiatry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2004), 5.
⑩ Jeffrey A. Lieberman, Shrinks: The Untold Story of Psychiatry (New York: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2015), 24.
⑪ Panksepp, Textbook of Biological Psychiatry, preface xv.
⑫ Robert Berezin, “Psychiatric Drugs are False Prophets with Big Profits. Psychiatry has been Hijacked,” (July 5, 2015): http://robert berezin.com/psychiatric-drugs-are-false-prophets-with-big-profits-psychiatry-has-been-hijacked/.
⑬ Gary Greenberg, “Psychiatry’s Incurable Hubris: The Biology of mental illness is still a mystery, but practitioners don’t want to admit it.” The Atlantic (April 2019): 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 /archive/2019/04/mind-fixers-anne-harrington/583228/?utm_content =edit-promo&utm_ term=2019-03-19T10%3A00%3A25&utm_medium =social &utm_source =facebook&utm_campaign=the-atlantic&fbclid =IwAR3cAPvssyqsJZso LZEOYG1 VRVS76o7M6fniI4nj0uT_oDEqHv0-CcOvU1s.
⑭ Robert Berezin, “Psychiatric Drugs are False Prophets with Big Profits.”
⑮ Robert Whitaker, Anatomy of an Epidemic: Magic Bullets, Psychiatric Drugs, and the Astonishing Rise of Mental Illness in America (New York: Broadway Books, 2015), 5.
⑯ 如需进一步了解精神病学是如何建立在萨满教/巫术的基础上的，可见：Daniel R. Berger II, Rethinking Depression, Not a Sickness Not a Sin (Taylors, SC: Alethia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 2019), 43-48.
⑰ 如需进一步了解克雷佩林关于精神疾病的理论，可见：Daniel R. Berger II, Mental Illness: The Necessity for Faith and Authority (Taylors, SC: Alethia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 2016), 62-71, Daniel R. Berger II, Mental Illness: The Reality of the Spiritual Nature (Taylors, SC: Alethia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 2016), 101-113, and Daniel R. Berger II, The Insanity of Madness (Taylors, SC: Alethia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 2018), 60-74.

抑郁症是由“化学物质失衡”引起的，这种过于简单化的理论一去不复返了。①

——临床精神病学教授约瑟夫·戈德堡（Joseph Goldberg）

可悲的是，“化学物质失衡”是当今社会中最为流行且最受人追捧的谬论之一，这一理论使许多人陷入误区，认为自己真的患有疾病、精神错乱，最糟糕的是，认为自己无药可救。这一理论不仅是错误的，而且遭到了大多数知名专业人士的谴责，许多有影响力的专家学者现在正试图改写历史，以撇清自己与该理论的关系，他们声称自己从未认为该理论是合理的，也从未传播过该理论。

事实上，在克雷佩林所构建的信仰体系（即生物医学模式）中，最杰出的人物大多已经从科学证据中得出了结论，认为化学物质失衡理论不仅是错误的，而且继续推广这一观点是极不道德的。例如，著名的《精神病学时报》（Psychiatric Times）荣誉主编罗纳德·派斯（Ronald Pies），他就解释了化学物质失衡理论是如何在精神病学和教育机构中误导人并被人摒弃的：

正如化学物质失衡假说的批评者们所指出的那样，“失衡”一词具有误导性。如果要验证“失衡”，那我们必须首先对大脑中的神经化学物质的最佳平衡状态有一个定量的了解，然而，就我们目前已经发现的几十种神经递质而言，这种平衡状态还有待确定。话虽如此，我并没有看到有哪位精神病学家、哪本精神病学教科书或哪个官方精神病学组织致力于推广这种极度简化了的精神疾病化学物质失衡假说。②

诚如派斯博士所言，人们并没有掌握某种客观的方法可以用来测量是否存在所谓的化学物质平衡状态，更不用说掌握某种可以测量化学物质失衡状态的方法了。在没有正常化学物质水平的标准，也没有可以测量所谓的化学物质水平的方法的前提下，根本不可能断言所谓的偏差或失衡状态的存在。然而，这一错误的理论依然存在并盛行着。

派斯博士不仅否认自己相信这个理论，他还声称“见多识广的精神病学家”绝不会相信或传播这种无稽之谈。此外，他还断言，只有那些想要出售其化学制品的大型制药公司才会散布这样的谎言和谬论：

我不是一个容易发脾气的人，但我必须承认，每当我听到有人宣称“精神病学家认为所有的精神障碍都是由于化学物质失衡引起的！”这样的说法时，我的大脑边缘系统的活动就会明显增加（情绪激动）。在过去的30年里，我相信我从未听过一个知识渊博、训练有素的精神病学家发表过这种荒谬的言论，如果有，可能只是为了嘲笑这种说法。另一方面，“化学物质失衡”这一说法被精神病学的反对者们广泛使用，他们虚伪地把这一说法归咎于精神病学家身上。没错，一些制药公司大力宣传“化学物质失衡”的“幌子”，这往往损害了患者的理解力。事实上，“化学物质失衡”的概念一直都是一种都市传说，没有哪位知识渊博的精神病学家严肃认真地提出过这一理论。③

派斯博士也坦率地承认，许多人批评他“试图改写历史”，④ 好让人们觉得，对于“化学物质失衡的都市传说”这一错误观念的传播和被社会广泛接受的事实，精神病学家似乎没有什么责任。不过，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派斯博士也承认：许多精神科医生确实故意对病人撒谎，并且诊断他们患有化学物质失衡：

当然了，确实有一些精神科医生和其他医生在向病人解释其精神疾病，或者在开药治疗其抑郁或焦虑症时，使用了“化学物质失衡”这个词……事实上，大多数使用这种说法的精神科医生都会感到有些不舒服，有些尴尬。有些医生认为，告诉病人“你的问题是由化学物质失衡引起的”，这会让他们觉得不那么自责。精神科医生这样的“解释”很容易让人觉得他们是在帮助病人，但情况往往并非如此。⑤

正如派斯所言，大多数医生心里都清楚：化学物质失衡理论是错误的，或者至少是一种过于简化的假设：

大多数时候，医生们都知道“化学物质平衡”的说法过于简单。在我的印象中，大多数使用这种说法的精神科医生都会感到不舒服，甚至有些尴尬。但这似乎是那种贴保险杠上的短语，既可以节省时间，也可以让医生在开处方的时候觉得病人已经“被教育过了”。如果你觉得医生这样做是在点偷懒，那就对了。⑥

像派斯博士所说的那样，这种告诉人们他们有化学物质失衡的做法并不只是偷懒或过于简单化的问题，事实上，这是一个公然的谎言，即“让医生在开处方的时候觉得病人已经‘被教育过了’”。当这样的谎言被公然且故意传播时，人们其实是在被教育去接受一种谬论。精神病学家史蒂文·雷德博德（Steven Reidbord）也指出了同样的事实：

为什么“化学物质失衡”经常被当作精神疾病的“伪解释”？许多精神病学家自信满满地宣称，精神障碍“就像糖尿病和高血压一样，是一种病症”，并以此来为长期持续的健康管理和用药需求进行辩护，即便患者的主观感觉良好也无济于事。患上“化学物质失衡”本身就意味着：适当的药物治疗会纠正某种已经存在了的、永久性的器质性异常。可这里的问题是：目标（病人的合作）并不能证明手段（谎言）就是正确的。诚实的回答是：作为精神科医生，我们相信药物有助于缓解精神症状和痛苦，尽管针对这一点也有激烈的争论，包括防止复发的维持性治疗。这种信念是基于结果研究和临床（又称轶事）经验，而不是基于生物机制的知识。⑦

事实上，人们应该扪心自问，这种“常见的做法”如何履行医生的道德誓言，即向患者提供真正的帮助并以患者的最大利益为重。如果妄想症被认为是神经和遗传性疾病，正如美国精神病学协会所断言的那样，那么当医生以这种方式误导患者并鼓励患者进行妄想性思维时，他们其实是在传播疾病而不是治疗疾病。

然而，派斯博士的解释是正确的，大型制药公司创造了化学物质失衡的谬论，目的是利用人们的心理、情感和行为上的挣扎来达到目的。大型制药公司是美国最大且最赚钱的行业之一，为了销售其所谓的治疗精神/心理疾病的化学产品，制药公司必须让全社会相信，人们的精神和行为问题是由他们体内的化学物质失衡引起的。不得不说，这一理论是经济学上供求关系的杰出创造，它通过将人类共同的挣扎（即症状）归纳为综合症，并将其贴上某种障碍的标签，再配以相应的所谓矫正性化学物质（如精神病和抗精神病药、抑郁症和抗抑郁药等），从而构建出所谓的精神疾病体系。但这一理论是大型制药公司构建出的虚假叙事。派斯博士也非常正确地指出：这种做法不是有效的医疗方法，或基于有效的实证证据，而是一种“化学物质平衡产业”。⑧

纳西尔·盖米（Nassir Ghaemi）是一名精神病学家、生物医学研究员，同时也是“诺华研究所”（根据2018年的销售额排名，诺华是全球第二大制药公司）的转化医学—神经科学主任，他很好地描述了，支撑着精神疾病的生物医学模式和化学物质失衡理论的，是科学主义/伪科学，而不是任何有根有据的科学：

如果只是按照DSM的严格规定对患者进行诊断，我们就不是在科学地行医了。因为我们出于职业目的使用了数百种杜撰出来的标签，却没有真正了解患者的实际问题所在。有时这些病人确实有病，但我们不知道是什么病。有时他们根本没有病，而我们对此也毫不知情。而且，由于整个过程都是基于“实用主义”的，是虚构的，因此我们在识别何时有病、何时无病以及这些疾病（或非疾病状况）的成因方面，并没有取得逐步性的进展。⑨

盖米博士在他撰写并发表在《医学视野精神病学》（Medscape Psychiatry）上的文章中继续揭示说，在科学界和医学界，化学物质失衡理论（或神经递质理论）的失败和被摒弃是众所周知的一件事：

在我们最畅销的精神药理学教科书中，充满了纯粹的推测，这些推测以色彩斑斓的图片形式呈现，图片上有彩色编码的突触、像钥匙扣一样的受体和化学物质，我们误以为这就是科学……现在，我们有大量的神经生物学研究得出结论，20世纪精神药理学的神经递质理论，基本上是错误的。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的多巴胺和单胺类假说是错误的，因此，使用我们的药物类别来增加或减少神经递质的做法，也是错误的。⑩

虽然盖米博士承认化学物质失衡理论充其量只是一种伪科学，实际上是完全错误的，但当今社会仍有很大一部分人仍顽固地认为这一理论是经过科学验证的，在医学上是正确可靠的。对此，哈佛大学医学院，剑桥医院精神病学系主任、备受尊敬的精神病学家罗伯特·贝雷津（Robert Berezin）评论道：

在一代人的时间里，APA（即美国精神病协会）与制药公司勾结，摧毁了传统精神病学。美国民众被兜售了一个骗局。人们真的相信人类的挣扎是一种脑部疾病。现在，这似乎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大脑中存在着化学物质失衡，而精神活性药物正是医生开出的良方。我们现在可以用抗抑郁药来治疗生物性抑郁症；用苯二氮卓类药物来治疗生物性焦虑症；用安非他明类药物来治疗虚构出来的多动症（ADHD）；用苯二氮卓类药物和其他奇怪的精神活性药物来治疗失眠症；同样的，人们认为精神分裂症和躁郁症也应该用药物来治疗……然而，药物并不是最终的治疗方法。问题不在于大脑，而在于人本身。那些患有精神分裂症和躁郁症的人与你我并无不同……人类痛苦的真正根源从来就不是大脑。问题出在人身上，在于人类本身，在于人的性格在形成过程中，因遭受剥夺和虐待而造成的意识活动的损害。⑪

贝雷津博士接着指出，精神类药物和历史上所有其他试图“修复”人类本性的生物学疗法一样，都没有实现它们所承诺的效果：

没有奇迹，也没有捷径，药物和其他躯体疗法一样，总是给出美好的承诺。不管它们造成的伤害。我们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同样的（历史）错误，如今仍是这样。⑫

正如贝雷津博士所观察到的，自从精神类药物作为治愈人类本性的“新希望”问世以来，它们并没有兑现其广告所宣称的效果，也没有真正治愈任何人。精神类药物只不过是历史上众多失败的“躯体疗法”中的另一个失败的例子，因此，“生物精神病学的马戏团”仍在继续巡演。

或者，让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心理健康领域的另一位知名人士直言不讳地反对化学物质失衡的说法，他就是艾伦·弗朗西斯（Allen Frances）。弗朗西斯在世纪之交被广泛认为是美国最具权威的精神病学家，他曾担任美国精神病学协会DSM-IV工作组的主席，也曾担任杜克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的系主任，他说：

药物公司利用DSM宽松的定义进行营销，宣传一种误导性的观点，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实际上是由于化学物质失衡而导致的，未经诊断的精神疾病，需要用药物来解决……⑬

同样地，哈佛大学安慰剂研究的前负责人欧文·基尔希（Irving Kirsch）也在世界各地的许多医学期刊上发表了他的大量研究成果，并著书立说，介绍他对化学物质失衡理论、所谓的抗抑郁药的研究以及药物公司是如何故意隐瞒其研究成果的。对于所谓的抗抑郁药及其对虚假的化学物质失衡理论的严重依赖性，基尔希博士是如此评论的：

抗抑郁药理应通过解决化学物质失衡，特别是解决大脑中缺乏血清素的问题来发挥功用。事实上，抗抑郁药所谓的有效性是化学物质失衡理论的主要证据。但对已发表的数据和制药公司隐藏起来的，未经发表的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药物的大部分疗效其实都是由安慰剂效应导致的。⑭

化学物质失衡理论不仅仅被认为是正确的，而且该理论一直被坚持着，多年来，人们明知它是假的，但大型制药公司、他们的销售代表和研究人员却选择继续向医生和社会大众传播这种错误的说法，甚至故意隐瞒科学证据和客观真相，不让公众知晓。精神病学家罗伯特·贝雷津（Robert Berezin）曾揭示了这一令人震惊的事实的更多方面：

化学物质失衡理论早已被批判得体无完肤，但这似乎并不重要。价值数十亿美元规模的制药业及其在精神病学学术界的影响力也被揭露为在财务和科学上存在的腐败和操纵，但这似乎也无关紧要。制药公司一直在从事研究压制、数据伪造、策略行销和财务激励等行为。现在，那些声称验证了抗抑郁药物有效性的研究的完整图景已经浮出水面，而且证实了这些药物完全没有任何效果。即便如此，它们每年仍为制药公司带来高达700亿美元的收入。不幸的是，一旦人们接受了一种错误的信念，就很难再清晰地思考了。有人告诉我，走极端是不负责任的。一个深思熟虑的精神科医生会同时使用药物和心理治疗。显然，在当今的环境下，这种说法听起来很合理。但害人从来都不是合理的。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人类的挣扎一直都是真正的问题所在。认为药物可以治愈人类挣扎的想法本身就是对人类状况的一种侮辱。⑮

临床精神病学家史蒂文·雷德博德（Steven Reidbord）也曾断言：

“化学物质失衡”是精神科医生和普通人都在使用的一个词。当某个精神问题似乎是由内而外，而不是由外而内地产生时，人们就会说这是由于化学物质失衡造成的。但事实上，我们至今没有发现任何化学物质失衡或大脑结构异常，可以用来解释我们目前认为的任何精神障碍。从历史上看，每当发现某种化学或大脑结构异常可以用来解释精神功能异常时，这些情况就不再被认为是精神病学的问题，而是被另一个医学的分支所接管。如果照这种趋势继续下去，精神病学可能永远也不会包含通常医学意义上的病理生理学。反正目前肯定还没有精神病学的病理生理学。⑯

事实上，不仅化学物质失衡理论缺乏实证证据，遗传和大脑功能障碍理论也是如此，正如雷德博德博士所断言的一样。同样的，受人尊敬的精神病学家艾伦·弗朗西斯也坚称：

那些合法的精神类药物产业，就是透过积极散播错误的资讯而蓬勃发展起来的。大型制药公司拥有几乎无限的财政资源、政治影响力、营销能力，以及在追求新市场和更大利润时的贪婪。⑰

同样地，知名的精神病学家彼得·布雷金（Peter Breggin）也断言：

许多专业人士和公众都被错误地引导，因而错误地认为：大脑中的生物化学失衡会导致精神痛苦，例如导致抑郁症的血清素理论或导致精神分裂症的多巴胺理论。然而，“精神障碍”完全缺乏生物学基础的证据。⑱

可见，化学物质失衡理论的谬论，是建立在大型制药公司欺骗性的营销策略和对金钱的贪婪，以及他们与精神科医生建立的合作关系上的，因为精神科医生也可以从中获利。⑲ 令人背后发凉的一个现实是：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大型制药公司与他们在精神科的合作伙伴们，都愿意为了赚钱而谋财害命。

精神病学家乔安娜·蒙克里夫（Joanna Moncrieff）是伦敦大学学院精神健康科学系的高级讲师，她对化学物质失衡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蒙克里夫博士曾发表过大量相关文章和书籍，其中包括《化学治疗的神话》（The Myth of the Chemical Cure），该书强调：没有任何药物可以治愈人类的状况，而且化学物质失衡理论是完全错误的：

这本书揭露了，认为精神类药物可以针对潜在疾病进行治疗，或者可以纠正化学物质失衡的传统观念，实际上是一种骗局。书中追溯了这一观点的产生过程，并指出这一观点之所以被采用，并不是因为有任何证据支持它，而是因为它符合精神病学专业、制药业以及现代国家的既得利益。⑳

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知情的医学界和科学界都完全清楚，化学物质失衡理论是完全错误的，没有任何客观的实证证据来支撑这一错误信念。换句话说，不仅不存在任何客观证据或理由来继续维持化学物质失衡的谬论，而且正如读者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所看到的，使该理论被广泛否定的实证证据，彻底摧毁了这一观念的本身。

人们仍然选择相信这一理论，这是因为当医生或研究人员教条地传讲他们的信念，或者宣传药品销售代表告诉他们的信息时，假设往往会被公众视为事实。人们通常习惯于不去质疑“专业人士”。但是，当就连著名的精神病学家（该领域的领军人物）都断然拒绝使用精神药理学来治疗精神疾病的依据时，人们就必须认真地重新考虑自己的信念，并要接受现有的明确实证研究证据。

附录：
① Joseph F. Goldberg, “The Psychopharmacology of Depression: Strategies, Formulations, and Future Implications,” Psychiatric Times OnlineVol 35 (7) (July 31, 2018): https://www.psychiatrictimes.com/ depression/ psycho pharmacology-depression-strategies-formulations-and-future-implications.
② Ronald Pies, “Nuances, Narratives, and the ‘Chemical Imbalance’ Debate in Psychiatry,” Medscape Medical News Online, April 15, 2014, http://www.medscape.com/viewarticle/823368.
③ Ronald Pies, “Psychiatry’s New Brain-Mind and the Legend of the ‘Chemical Imbalance,’” Psychiatric Times, July 11, 2011, http:// www.psychiatrictimes.com/blogs/psychiatry-new-brain-mind-and-legend-chemical-imbalance.
④ Ronald Pies, “Doctor, Is My Mood Disorder Due to a Chemical Imbalance?” Psych Central, http://psychcentral.com/blog/archives /2011/08/04/doctor-is-my-mood-disorder-due-to-a-chemical-imbalance/.
⑤ 同上。
⑥ 同上。
⑦ Steven Reidbord, “Chemical Imbalance—Sloppy Thinking in Psychiatry 1,” Redibord’s Reflections (April 29, 2012): http://blog.steven reidbordmd. com/?p=561.
⑧ 同上。
⑨ Nassir Ghaemi, “One Step Back, Two Steps Forward: The Solution to DSM and drugs?” Medscape Psychiatry Online (January 15, 2013): http://boards.medscape.com/forums/?128@@.2a37df02! comment=1&cat=All.
⑩ Ghaemi, “One Step Back, Two Steps Forward.”
⑪ Robert Berezin, “Psychiatric Drugs are False Prophets with Big Profits. Psychiatry has been Hijacked,” (July 5, 2015): http://robert berezin.com/psychiatric-drugs-are-false-prophets-with-big-profits-psychiatry-has-been-hijacked/.
⑫ 同上。
⑬ Allen Frances quote by Judy Stone, “Anti-Psychiatry Prejudice? A Response to Dr. Lieberman,” Scientific American (May 24, 2013): https:// blogs.scientificamerican.com/molecules-to-medicine/anti-psychiatry-prejudice-a-response-to-dr-lieberman/.
⑭ Irving Kirsch, “Antidepressants and the Placebo Effect,” Zeitschrift fur Psychologie 222, no. 3 (2014): 128-34.
⑮ Robert Berezin, “Psychiatric Drugs are False Prophets with Big Profits. Psychiatry has been Hijacked,” (July 5, 2015): http://robert berezin.com/psychiatric-drugs-are-false-prophets-with-big-profits-psychiatry-has-been-hijacked/.
⑯ Steven Reidbord, “Chemical Imbalance—Sloppy Thinking in Psychiatry 1,” Reidbord’s Reflections (April 29, 2012): http://blog.stevenreidbordmd. com/?p=561.
⑰ Allen Frances, Saving Normal: An Insider’s Revolt against Out-of-Control Psychiatric Diagnosis, DSM-5, Big Pharma, and the Medicalization of Ordinary Life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13), 212.
⑱ Peter Breggin, “Rational Principles of Psychopharmacology for Therapists, Healthcare Providers and Client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Psychotherapy 46 (PDF) (2016): 2.
⑲ Philip Hickey, “Robert Whitaker Refutes Jeffrey Lieberman; But Is Psychiatry Reformable?” Mad in America Online, June 22, 2017, https:// www.madinamerica.com/2017/06/robert-whitaker-refutes-jeffrey-lieberman-but-is-psychiatry-reformable/.
⑳ Joanna Moncrieff, The Myth of the Chemical Cure: A Critique of Psychiatric Drug Treatment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book summary: https://joannamoncrieff.com/upcoming-talks/.

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精神病学的心理治疗培训和实践遭受了极大的侵蚀，这主要是由于我们的哲学信念发生了改变。精神药理学取代了心理治疗，因为大脑取代了灵魂，即化学物质失衡取代了内心冲突，这成为精神病学解释的哲学基础。我们不再认为有必要去仔细了解患者的内心世界，包括他们心思意念中细微的思想、情感、冲动和意象。我们认为这些对患者来说至关重要的私人经历与他们的症状和人格问题基本无关，相反的，我们认为这些症状和人格问题都是由大脑中的化学物质失衡直接引起的。①

——埃利奥·弗拉塔罗利（Elio Frattaroli），临床精神病学教授

我认为我们还应该考虑一下，为什么化学物质失衡理论对精神病学及制药公司如此重要。最简单明了的答案是：化学物质失衡的谬论是“一门有关供求的生意”，这种谬论试图将心理过程和行为与某些身体原因（躯体病因）联系起来。同时，这一理论也是维系精神疾病医学模式的重要理论，特别是克雷佩林的“大脑功能障碍理论”。对此，临床精神病学家史蒂文·雷德伯德（Steven Reidbord）如此解释：

往好了说，“化学物质失衡”充其量是一种尚未得到证明的，假定的大脑异常的简化说法。往坏了说，它是一种虚伪的搪塞，目的是为精神病学领域增加医学的合法性。②

如果人体化学过程失调真的是人的根本问题，那么精神病学领域就变得与此密切相关了。同样的，如果精神动荡和痛苦的原因是神经化学物质，那么操纵这些化学物质就是一个合乎逻辑的解决方案了。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精神病学教授多里安·德肖尔（Dorian Deshauer）曾断言，化学物质失衡的谬论“让人们认为，长期甚至终身使用精神类药物是合乎逻辑的。”③ 如果能够“改变心智”的化学物质可以被合成、制造并作为药物销售，那么声称心理困扰是疾病的假说，以及化学物质是合理疗法的理论就都得到了支持。对此，精神病学家罗伯特·泰勒（Robert Taylor）如此说：

在（精神药理学）缺乏任何实际进展的情况下，精神类药物的制造商只能依靠营销噱头（Davies，2013 年）。到目前为止，最成功的噱头就是将精神类药物描绘成治疗大脑中特定化学物质失衡的治疗方法。既然精神类药物能改变大脑中的化学物质，那么根据他们的宣传，这些药物针对的病症就一定是由化学物质失衡引起的。如果一个抑郁症患者在服用增强血清素的药物后，其抑郁症有所好转，那么抑郁症一定是由大脑中血清素水平过低引起的。同样的，如果精神病患者在服用阻断多巴胺的药物后病症消失，那么罪魁祸首一定是多巴胺过多。类似不合逻辑的推理会让我们相信，缺乏阿司匹林会导致头痛，因为当我们服用阿司匹林后头痛就会好转；或者，疼痛是由于缺乏阿片类药物引起的，因为阿片类药物可以缓解疼痛。④

换句话说，精神病学和精神药理学都依赖于彼此创造出来的，相应的标签和统一叙事。如果没有“抗抑郁药”，人们就不太可能将“抑郁”（包括绝望、悲伤和内疚）视为一种生理问题或身体异常。反之，如果没有精神病学的标签来框定和解释人性，人们就不会把危险的药物视为潜在的补救措施及治疗方法（就比如说，如果人们一直把错误的信念和错误的认知视为“精神病”，那么就能把镇静剂和神经安定剂视为“抗精神病药”）。罗伯特·惠特克（Robert Whitaker）对此评论道：

抑郁症的低血清素假说和精神分裂症的高多巴胺假说一直是精神障碍化学物质失衡理论的两大支柱，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这两个假说都被认为是不成立的。其他一些精神疾病也曾被宣传是由于化学物质失衡而导致的，但从来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这些说法。⑤

由于精神疾病的医学模式缺乏任何实证证据，想要继续被使用和应用，就必须得到推测的理论和猜想的维护，否则医学模式就会暴露出它实际上是伪科学和巫术的实质。如果精神疾病的化学物质失衡、遗传⑥ 和大脑功能障碍理论被揭露为伪科学，那么整个精神疾病的人文主义建构和精神病学/精神药理学的“庞大生意”也就不攻自破了。如果不能以可测量及实证的方式将具有损害性和破坏性的心理过程及行为与身体建立起客观的联系，也就是没有有效的病理学或生物学标记，那么克雷佩林的信仰体系就必须由各样的猜测来进行维护。化学物质失衡理论对于推广“人类的精神挣扎是一种生物异常”以及“精神药物是最好的治疗方法”这样的信念至关重要。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的前主编、哈佛大学医学教授玛西娅·安格尔（Marcia Angell）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大型制药公司的业务就是通过制造和营销疾病来销售药物。她在《药品公司的真相：他们如何欺骗我们以及我们应该做些什么》（The Truth about Drug Companies: How They Deceive Us and What to do About It）一书中写道：为了维持其利润，大型制药公司不惜继续欺骗医生和公众：

曾几何时，制药公司推广药物以治疗疾病。而现在，情况往往相反。他们推广疾病以适应他们的药物……正如生物伦理学家卡尔·埃利奥特（Carl Elliott）所说：“销售药物的方式就是销售精神疾病。如果你是帕克希尔（Paxil）的制造商，并且是唯一一家拥有治疗社交焦虑障碍药物的制造商，那么尽可能地拓宽这个类别，或者使其边界尽可能变得模糊，就最符合你的利益”。事实上，没有多少精神疾病有客观的诊断标准，这使得这些疾病比大多数躯体疾病更容易被无限放大。⑦

通过制造和大力营销来产生需求，大型制药公司甚至可以操控市场，并将自己树立为独一无二的化学制品供应商，可以通过所谓的医学解决方案来应对人性的问题。现如今，人们只要稍微看一下电视节目，就会意识到，大型制药公司正在向大众兜售所谓的精神疾病概念，以推销其所谓的治疗方法。这种做法如此普遍，以至于著名的精神病学家洛伦·莫舍（Leren Mosher）在世纪之交前就辞去了美国精神病协会（APA）的职务，他说：“精神病学几乎已经完全被药物公司收买了。”⑧ 莫舍博士在他的辞职信中表达了他的担忧：

在加入美国精神病协会（APA）近三十年后的今天，我怀着一种既高兴又失望的心情提交了这封辞职信。这一决定背后的原因是，我确实自己实际上是在向“美国精神药理学协会”（American Psychopharmacological Association）辞职。不管怎么样，我都是在向“APA”辞职。似乎我们不再试图在社会环境中理解一个人的整体，相反的，我们只是想要调整病人的神经递质。⑨

对此，精神病学家艾伦·弗朗西斯（Allen Frances）也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销售精神科疾病是销售精神类药物的关键所在，而精神类药物已然成为大型制药公司最大的摇钱树，光是在美国，每年的销售额就超过五百亿美元。可悲的一个事实是，制药公司在销售疾病方面的能力，要比创造出更好的治疗疾病的药物能力强得多。⑩

纳西尔·盖米博士（Dr. Nassir Ghaemi）本身就在大型制药公司内的精神科研究和药物开发领域扮演重要的角色，他精确地解释了精神科医生和制药公司是如何共同利用精神药理学的供需商业模式，将正常人性的某些方面归结为所谓的疾病，并将危险的人造药物作为“矫正血清”或“灵丹妙药”进行营销的：

20世纪的治疗方法就是针对症状，给予药物，再辅以针对一切问题的心理咨询。如果人抑郁了，就给予抗抑郁药；如果焦虑了，就给予抗焦虑药；如果易怒或精神错乱，就给予神经安定药；如果失眠了，就给予镇静药；如果认知功能受损，就给予安非他明（精神活性药物）。我们以动物实验为基础，以一种伪科学的神经递质的上升或下降，来证明这种高度简单化的，基于症状的治疗取向是正确的，而这些基于动物的实验几乎没有被证实或推翻，或者说，它们与我们正在治疗的人类状况并无明确的联系。⑪

通过将正常人的损伤和痛苦症状归类为综合症，并将这些构建起来的类别和指定的标签断言为生物异常，精神病学和大型制药厂都能获得巨大的收益。化学物质失衡理论是人们接受克雷佩林精神疾病医学模式的关键“卖点”之一。

尽管许多精神病学家声称，他们整个行业从未依赖或认真宣传过化学物质失衡理论，⑫ 但数十年来，该理论一直是精神疾病医学模式或克雷佩林模式的核心。就比如说，南希·安德烈亚森（Nancy Andreasen），她目前担任爱荷华大学精神病学的系主任，曾是DSM-III和DSM-IV特别工作组的成员，同时也是美国精神病理学协会（American Psychopathological Association）和精神病学研究协会（Psychiatric Research Society）的前任主席。在她的那本备受赞誉的著作《破碎的大脑：精神病学的生物学革命》（The Broken Brain: The Biological Revolution in Psychiatry）一书中，她提出了一个常见但错误的观点，即所谓的精神疾病是由生理过程造成的。她的观点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子，用以说明一个著名的精神病学家是如何利用化学物质失衡的谬论来推广和维持精神疾病医学模型，以及维护精神病学在治疗灵魂方面的相关性。她在书中说：

当我们说话、思考、感觉或做梦时，每一种心理功能都是由电脉冲通过构成人脑的复杂而高度专业化的电路所实现的。沿着这些电路传递的信息主要通过化学过程进行传输和调节。精神疾病是由于这些电路中正常的信息流被中断所致，而脑中的这些“中断”可能以多种不同的方式发生。构成指挥中心的神经可能会生病、磨损、死亡。电路可能会失去绝缘性。一些神经元可能在某种意义上变得“过热”，发送或接收过多的化学信息。可能会出现短路，从而形成本不应该存在的新连接，或者，指挥中心之间可能会因为失去连接而彼此断开。⑬

对此，作家加里·格林伯格（Gary Greenberg）评论道：

哈灵顿（Harrington）记录了另一个彻底的失败，那就是精神疾病，尤其是抑郁症化学物质失衡理论的兴起，有关这一理论，已经引起了公众广泛的怀疑。20世纪50年代初，在科学家们证实了化学神经递质的原理后，首次提出了这一观点。这一观点得到了可改变意识的药物的支持，如LSD针对血清素和其他神经递质的发现。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处方药（尤其是抗抑郁药）以广告的形式直接面向消费者出现，这一观点随即进入公众视野。哈灵顿记录了“百忧解”（Prozac）和“郁乐复”（Zoloft）等药品的广告宣传，这些广告向谨慎的消费者保证，这些新药并不是像娱乐性药物那样，只是通过改变患者的意识来治疗他们的症状。相反的，这些药物被宣称可以修复潜在的生物问题。这一策略在市场上大获成功。但也出现了一个问题。哈灵顿写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公众开始接受抑郁症的‘血清素失衡’理论时，研究人员（对这一理论背后的观点）形成了新的共识，那就是：“这一理论漏洞百出，很可能是完全错误的……”而这一消息没能传递到消费者耳中，或者说，至少没有影响到他们。据最新的统计，超过12%的12岁及以上的美国人正在服用抗抑郁药。化学物质失衡理论，就像修订后的DSM一样，在科学上可能是失败的，但作为一种“花言巧语”，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⑭

其他一些著名的精神病学家，例如美国精神病协会（APA）前任会长杰弗里·利伯曼（Jeffrey Lieberman），早在2012年就将化学物质失衡理论作为“事实”加以推广：

神经之间的对话和交流是通过分泌一种称为神经递质的化学物质实现的，它们会刺激激活电路。当这种化学神经递质的调节受到干扰时，这些脑区本应发挥的功能就会发生变化。因此，在抑郁症，或双相情感障碍中的躁狂发作的情况下，大脑中调节情感的部分的神经化学物质就发生了紊乱（来自谈话录音）。⑮

精神病学家丹尼尔·阿门（Daniel Amen），尽管他经常因明目张胆的伪科学行径而被同行诋毁，但由于他在公共广播公司（PBS）有一档电视专题节目，也就是他的“阿门诊所”（Amen Clinics），同时因为他出版了许多书籍，因此赢得了大批公众的追捧。在他散布的虚假言论中，其中之一就是化学物质失衡理论，因为这涉及多动症和抑郁症等精神类疾病的所谓“成因问题”：

众所周知，抑郁症是由某些神经化学物质或神经递质（尤其是去甲肾上腺素和血清素）的缺乏引起的……通过在我的诊所所进行的SPECT（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研究，以及其他人进行的大脑成像和遗传学研究，我们发现：注意力缺失症（也就是多动症，ADD）基本上是一种遗传性的前额叶皮层疾病，部分原因是神经递质多巴胺的缺乏。⑯

自20世纪中期以来，化学物质失衡理论一直是精神病学和精神药理学的核心主题，其目的是推广精神疾病医学模式这一伪科学。

如今，主流媒体已经接过了为此伪科学营销的“接力棒”，并加速了人们对化学物质失衡谬论的持续相信和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记者钱农·霍奇（Channon Hodge）在2019年初形容说，这一假说似乎已经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

就比如说，研究人员发现了与抑郁症等问题相关的化学物质失衡现象，并使用百忧解或郁乐复等治疗方法来阻断血清素的再吸收，从而让更多的血清素在大脑中漂浮。血清素越多，我们就会感觉越快乐。⑰

尽管科学研究已经推翻了这一流行的观点（我们将在下一章中看到），但这一假设过去是，而且现在仍然是一个成功的营销噱头，一种广泛流行的制药业的叙事。但这种观点其实是一个具有破坏性的谎言。

然而，当我们讨论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必须注意到，拒绝接受精神疾病的化学物质失衡理论（或优生学理论），这并不是否认人们确实存在问题，我们只是更愿意接受这样的一种观念：人们的障碍和痛苦并不是像埃米尔·克雷佩林（Emil Kraepelin）在19世纪80年代末所说的那样，是由体内的化学物质或基因变异造成的。摒弃克雷佩林的信仰体系（即广泛流行的精神病医学模式）绝不是否认人们确实有挣扎的事实。相反的，摒弃克雷佩林模式能让有需要的人找到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来解决他或她非常真实且是人之常情的问题。这能让人们真正了解自己是谁，而不是按照克雷佩林的信仰体系（即通过克雷佩林的现代精神病学门徒教导）判断他们是谁。

人们或许还不知道，为什么精神病学家不公开且深刻地谴责化学物质失衡谬论，直接揭露它的荒谬？在许多人看来，这样做不仅会暴露出精神疾病的医学模式是伪科学，而且还会让那些“著名医生们”承担医疗事故责任，因为他们曾经，并且仍坚持认为化学物质失衡理论是科学的，并且在医学上是合理的。因此，在许多人看来，精神病学家最好能让化学物质失衡理论悄悄地淡出医学视野，而不是直接承认它的失败本质和欺诈本性。

化学物质失衡理论虽然被证明是错误的，但它仍然是克雷佩林精神疾病理论（包括生物精神病学和精神药理学）之一，并且它作为一种科学和医学方法来处理人类的灵魂/心理方面的问题，已经被广泛接受。因此，公开谴责化学物质失衡理论，其实就是摧毁了公众对未经证实的，纯粹推测的精神疾病医学模式的坚定信念，就是在揭露精神病学理论的伪科学本质。

附录：
① Elio Frattaroli, quoted from the 52nd Institute on Psychiatric Services, 2000 Syllabus and Proceedings Summary (The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October 2000), 66: http://behaviorismand mentalhealth.com/wp-content/uploads/2014/06/Frattaroli.pdf.
② Steven Reidbord, “Chemical Imbalance—Sloppy Thinking in Psychiatry 1,” Reidbord’s Reflections (April 29, 2012): http://blog.stevenreidbordmd. com/?p=561.
③ Dorian Deshauer, quoted by Rachel Aviv, “The Challenge of Going Off Psychiatric Drugs,” The New Yorker (April 1, 2019): 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19/04/08/the-challenge-of-going-off-psychiatric-drugs/amp?__twitter_impression=true. 
④ Robert L. Taylor, Finding the Right Psychiatrist: A Guide for Discerning Consumers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14), 46.
⑤ Robert Whitaker, Anatomy of an Epidemic: Magic Bullets, Psychiatric Drugs, and the Astonishing Rise of Mental Illness in America (New York: Broadway Books, 2015), 77.
⑥ Kraepelinian psychiatrists in Nazi Germany, such as the successor to Emil Kraepelin and the “father of Nazi eugenics” Ernst Rudin, referred to the genetic theory as the eugenics theory of mental illness.
⑦ Marcia Angell, The Truth about the Drug Companies: How They Deceive Us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5), 86; 88.
⑧ Loren R. Mosher, “I Want No Part of It Anymore,” Psychology Today 32, no. 5 (September/October 1999): 44-48. See also http://www.moshersoteria .com/articles/i-want-no-part-of-it/#nopart.
⑨ Loren R. Mosher, “Letter of Resignation form the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APA)” (December 1998): http://www. moshersoteria.com/ articles/resignation-from-apa/.
⑩ Frances, Saving Normal, 288.
⑪ Ghaemi, “One Step Back, Two Steps Forward.”
⑫ Ronald Pies, “Psychiatry’s New Brain-Mind and the Legend of the ‘Chemical Imbalance,’” Psychiatric Times, July 11, 2011, http:// www.psychiatrictimes.com/blogs/psychiatry-new-brain-mind-and-legend-chemical-imbalance.
⑬ Nancy C. Andreasen, The Broken Brain: The Biological Revolution in Psychiatry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84), 219.
⑭ Gary Greenberg, ”Psychiatry’s Incurable Hubris: The Biology of mental illness is still a mystery, but practitioners don’t want to admit it.” The Atlantic (April 2019): 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 /archive/2019/04/mind-fixers-anne-harrington/583228/?utm_content =edit-promo&utm_ term=2019-03-19T10%3A00%3A25&utm_medium=social &utm_source =facebook&utm_campaign=the-atlantic&fbclid =IwAR3cAPvssyqsJZso LZEOYG1 VRVS76o7M6fniI4nj0uT_oDEqHv0-CcOvU1s.
⑮ Jeffrey A. Lieberman, “Causes of Depression,” New York Prebyterian Hospital Youtube Channel (June 19, 2012): https://www. youtube.com/watch?v=Il7VFP_ugjM.
⑯ Daniel Amen, Change Your Brain, Change Your Life (1998), 47; 117.
⑰ Channon Hodge, “Before His Suicide, Sandy Hook Dad and Neuroscientists Sought Origins of Violence in the Brain,” CNN Online (April 4, 2019): https://www-m.cnn.com/2019/04/04/health/jeremy-richman-sandy-hook-dad-brain-science/index.html?r=http%3A%2F %2Fm.facebook.com.

当意外风险，例如自杀、暴力或死亡开始在临床试验中出现时，往往会被制药公司忽略、忽视，甚至有系统地将它们隐藏起来，而正是这些公司负责赞助、主导和分析这些临床试验。除了对精神类药物初始试验中的基本问题有所关注外，开药的医生仍然更加依赖于期刊上的广告，而不是科学文章。但随着虚假和撤稿现象越来越普遍，就连那些期刊文章也不再可信了。(1)

——彼得·布雷金（Peter Breggin），精神病学家，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National of Mental Health）前顾问

认识到绝大多数科学家和著名临床医生都已经摒弃和揭露了化学物质失衡理论的欺骗性，并且认识到该理论在推广精神疾病医学模式方面的重要作用，这对于我们而言是很有帮助的。与此同时，多了解一些既推翻了化学物质失衡假说，又迫使许多人认清其虚假本性的实证证据，对我们也是很有帮助的。有五个已知的基本事实及发现我们必须加以考虑，其中一些在本书中已经有所涉及了：

（1）没有标准

大脑中的化学物质不断波动，无法通过客观的测量方式提供正常的标准。如果不存在公认的化学物质平衡水平（即一个标准），那么就不可能存在所谓的化学物质失衡（偏差）。神经科学家埃利奥特·瓦伦斯坦（Elliot Valenstein）是一位著名的精神外科权威，他曾讨论过自己的研究发现：

人们可能会惊讶地发现，并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大多数精神病人真的存在任何化学物质失衡的状况。然而，许多医生却告诉他们的患者，他们患有化学物质失衡症，尽管目前还没有任何测试方法可以评估活人大脑的化学物质状态。虽然有一些报道称，在已故的精神病人的大脑中发现了某种神经递质系统活性过多或过少的证据，但这些说法是有争议的，因为其他研究人员找不到任何类似的关系。(2)

由于没有建立起适当的神经递质水平的既定标准，因此也就没有任何已知的检测方法，可以确定大脑中的化学物质是否异常。美国西北大学医院的精神病学教授，戴维·凯泽（David Kaiser），他在《精神病学时报》（Psychiatric Times）上曾写道：

现代精神病学尚未令人信服地证明任何一种精神疾病的遗传或生物学原因。病人被诊断为“化学物质失衡”，但事实上没有任何测试可以支持这种说法，也没有关于正确平衡的真正概念……类似于“抑郁症是一种生物化学失衡”这样的结论，只不过是基于语义学，并且是一厢情愿的科学家和精神病学家们创造出的想法，而且这种想法被我们当前这个笃信“医学科学印章”的公众所认可和接受。(3)

化学物质失衡理论完美地说明了伪科学（而不是真正的科学）是如何支撑起精神疾病这一概念，并在美国社会中被广泛接受的。正如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戴维·伯恩斯（David Burns）所强调的那样，许多神经科学家已经得出结论：个体的身体从来就没有一个所谓的标准的化学物质水平，更不用说根据它来确定某个人的化学物质水平是否正常了：

我们无法测量活人的脑血清素水平，因此无法检验这一理论（是否正确）。一些神经科学家甚至质疑化学物质失衡理论是否可行，因为人脑并不是像液压系统那样运作的。(4)

杰弗里·拉卡斯博士（Dr. Jeffrey Lacasse）和乔纳森·利奥博士（Dr. Jonathan Leo）也解释了神经科学和血清素的研究如何不支持化学物质失衡理论：

当代神经科学研究未能证实：在任何一种精神障碍中存在任何血清素能的病变，事实上，这些研究为简单的神经递质缺乏解释提供了大量且重要的反证。现代神经科学表明：大脑是极其复杂的，人们对它的了解非常有限。尽管神经科学是一个快速发展的领域，但那种认为研究人员可以在分子水平上客观地识别“化学物质失衡”状态的说法，与我们现有的科学不符。事实上，在科学上并不存在理想的血清素“化学物质平衡”理论，更不用说可识别的病理性失衡了。把神经科学最近取得的显著成就等同于支持5-羟色胺假说，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5)

从逻辑上讲，没有客观标准就不可能有化学物质失衡，而且目前并不存在任何客观标准或测量体内神经化学水平的方法。

此外，让这个问题变得更加扑朔迷离的一个事实是：就算某天能够确定这样的标准，那么在社会大部分人群中，为目前已知的每种神经递质确定一种群体标准又将会是一项更大的，甚至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换言之，无论是对个体还是群体，人脑正常神经递质的水平标准，根本就不存在。

（2）药物作用

精神类药物的化学作用，而非市场宣传的“口号”（如“抗抑郁药”可治疗“抑郁症”）揭示了一个精神药理学完全不希望公众了解的叙述。例如，“抗抑郁药”实际上并不能治疗抑郁症或纠正所谓的血清素失衡。正如精神药理学研究者杰弗里·拉卡斯博士（Dr. Jeffrey Lacasse）和乔纳森·利奥博士（Dr. Jonathan Leo）所承认的，这些强效药物并不是按照大型制药公司宣传的方式发挥作用的：

虽然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SRIs）被认为是“抗抑郁药”，但它们是美国食品及药品管理局（FDA）批准的，用于治疗八种不同精神疾病的药物，包括社交焦虑症、强迫症、经前综合症等。一些针对消费者的广告（如郁乐复和百忧解网站）宣传血清素假说，不仅针对抑郁症，还针对其他一些诊断类别。因此，如果当前有关血清素假说的表述是正确的，那么血清素调节就必须是所有这些疾病的成因（和治疗方法）。但这是不太可能的，目前还没有人可以提出一个有说服力的理论，来解释为什么一个单一假定的神经化学物质异常，会导致如此多差异巨大的行为表现。(6)

此外，SSRIs（即所谓的“抗抑郁药”）也经常被医生开给“早泄”的男性，因为它们真正的药物作用是攻击人体神经系统，钝化或抑制精神意识和感觉，而不是治疗躯体。(7) 对此，精神病学家彼得·布雷金（Peter Breggin）评论说，大型制药公司的营销方案并没有对药物实际作用于个体精神障碍的效果，或者对处方药是否真的有效进行现实评估：

“抗抑郁药”这个术语应该总是带上引号，因为几乎没有任何理由相信这些药物真的是针对抑郁症或抑郁情绪的。事实上，我发现有大量证据表明：这些药物对抑郁情绪只有极小的，甚至几乎没有治疗效果。(8)

SSRIs和SNRIs（5-羟色胺和去甲肾上腺素再摄取抑制剂）的已知药物作用和广泛应用进一步暴露出，它们只是针对健康神经系统进行作用，并且会损害个体正常生物功能的化学物质，而不是什么针对特定疾病实体或纠正所谓的化学物质失衡或缺陷情况的药物。除此以外，那些所谓的针对精神分裂症、躁郁症、分离性身份障碍、创伤后应激障碍、多动症等疾病的处方药也是一样的。精神类药物无法治愈真正的心理及精神问题，它们的化学成分也无法纠正所谓的生物异常。美国国家精神卫生研究所（NIMH）的精神病学家和培训专家罗伯特·泰勒（Robert Taylor）就曾指出：

总的来说，精神类药物的效果一般；而且，与它们广告所暗示的不同，它们只是对症治疗。目前还没有针对特定精神障碍的精神类药物问世。(9)

精神病学家贝塞尔·范德科尔克（Bessel van der Kolk）也指出了这一点：

然而，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开出阿比利菲（Abilify）、齐普沙（Zyprexa）和思瑞康（Seroquel）等药物，而不是教给人们应对这种痛苦心理反应的技巧。当然了，药物只能钝化感觉，并不能解决这些反应，也不能将它们从“毒药”变成“盟友”。(10)

精神类药物不能平衡体内的化学物质、恢复基因、治疗实际的疾病或治愈大脑。

在四大类精神类药物中（兴奋剂、镇静剂、阿片类药物和致幻剂(11)），没有一种是真正的治疗性药物。每一类精神类药物都有特定的作用，会扰乱神经系统并产生特定的效果（见精神类药物类别表）。(12)

研究一致表明，同类精神类药物，无论是否是处方药，对人的中枢神经系统的影响方式是相同的，无论一个人是否被贴上了精神障碍的标签。(13)所有精神类药物，根据其药物作用，都会扰乱每个服用者的正常神经功能。对此，精神病学家乔安娜·蒙克里夫（Joanna Moncrieff）解释到：

虽然每个人对所有药物的反应不尽相同，但精神类药物会对服用者产生一系列特有的影响，无论他们是否具有心理问题。大多数精神类药物也会对服用者的身体产生影响，并且对身体和精神的影响往往是密不可分的。例如，酒精和苯二氮卓类药物会（让服用者）产生身心放松的状态，而安非他明和可卡因等兴奋剂则会刺激注意力和警觉等心理过程，同时也会引起心跳加速和血压升高等生理过程。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抗精神病药物的身体和精神作用也是密切相关的，如果不了解其中一种作用，就不可能理解另外一种作用。(14)

精神类药物不是治疗性药物，而是干扰和攻击神经系统健康功能的强效药。

如果问题不在于大脑功能障碍、化学物质失衡或基因变异，那么为什么要引入对身体具有破坏性，同时没有治疗机制的化学物质呢？为什么不从问题的核心入手，而仅仅是钝化症状和压抑人性呢？事实表明，没有一种精神类药物可以治愈任何实际的生理疾病；药物根本无法以这种方式发挥作用。

（3）破坏性的结果

科学研究还表明，服用精神类药物会破坏神经系统的健康和正常功能，而不是治愈它。换句话说，市场上被宣传为可以平衡所谓失衡的精神科处方药，实际上反而会在大脑中制造一种失衡状态。这一可怕的现实让许多研究人员和医生得出以下结论：唯一真实存在的化学物质失衡，就是由患者服用的，被宣传为药物的化学物质造成的。对此，精神病学家和精神药理学家戴维·希利（David Healy）指出： 

大多数患者都被告知这一点，但这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对导致精神障碍的心理社会条件、生物化学过程、受体和神经通路的相互作用一无所知，抑郁症患者缺乏血清素和精神分裂症患者多巴胺过多的理论早已被推翻了。真相恰恰相反。一开始并没有化学物质失衡，但在用药物治疗精神疾病时，我们制造了一种化学物质失衡状况，一种大脑试图抵消“人为”的状况。(15)

备受尊敬的英国精神病学家乔安娜·蒙克里夫博士（Dr. Joanna Moncrieff）对所谓的抗精神病药物也有同样的看法：

这也许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就像迟发性运动障碍一样，它对主流精神病学的影响将是毁灭性的。抗精神病药物非但不能纠正潜在的大脑异常，似乎反而会导致大脑异常。严重精神障碍的主要治疗方法并不是良性的，而是会缩小大脑，并可能损害患者的心理功能。此外，由于脑成像研究被认为能够证明精神分裂症的病理基础，那么揭示这些发现可能是药物引起的，这一事实也就消除了精神分裂症是一种简单的脑部疾病这一论点的依据之一。(16)

精神病学家彼得·布雷金（Peter Breggin）也同意这一观点： 

这其实挺具有讽刺意味的，因为我们所知道的，所谓精神病人大脑中唯一的失衡，居然是由精神类药物造成的。这多么讽刺啊！我们先是谎称他们有化学物质失衡的问题，然后，我们真的给了他们化学物质失衡的问题。(17)

布雷金还在其他地方指出：

所有影响大脑和心智的药物都是通过部分禁用大脑和心智来“发挥功效”的。没有任何一种精神活性物质能纠正生物化学失衡或其他任何真正或假定的大脑和精神的缺陷、缺陷或障碍，也没有任何一种精神活性物质能改善个体大脑或精神的功能。所谓的治疗效果始终是一种失能。(18)

精神类药物不是治疗机制，大多是拮抗剂（有些是激动剂），它们与身体的健康功能背道而驰。对此，神经科学家、美国国家精神卫生研究所的前所长史蒂夫·海曼（Steve Hyman）解释到：

抗精神病药、抗抑郁药和其他精神类药物……“会扰乱神经递质的功能。”作为回应，大脑会进行一系列补偿性适应。如果药物阻断了一种神经递质（如抗精神病药），突触前神经元就会进入超速状态，释放出更多的神经递质，而突触后神经元也会增加该神经递质的受体密度。相反的，如果药物提高了神经递质的突触释放水平（如抗抑郁药），则会引起相反的反应：突触前神经元会降低其神经递质发射率，突触后神经元也会减少神经递质受体的密度。在每种情况下，大脑都在试图抵消药物的作用。(19)

临床研究员彼得·戈兹切博士（Dr. Peter Gøtzsche）也谈到了理论家们如何将大脑中的异常归因到精神损伤这件事上，而事实上，正是那些所谓能治疗大脑的药物损伤了大脑：

有些教授说精神分裂症会导致大脑损伤，因此必须使用抗精神病药物。然而，抗精神病药物才会导致大脑萎缩，而且这种影响与治疗的剂量和持续时间直接相关。有其他充分的证据表明，应尽可能少地用抗精神病药物，因为这样患者的长期疗效会更好。事实上，我们可以完全避免对大多数精神分裂症患者使用抗精神病药物的情况，这将大大增加他们健康的机会，同时也能延长他们的预期寿命，因为抗精神病药物会夺去许多患者的生命。(20)

斯坦利精神病研究中心（Stanley Center for Psychiatric Research）主任、哈佛大学兼职教授史蒂文·海曼（Steven Hyman）认为，长期使用精神类药物不仅会改变大脑的生理结构，还会导致“神经功能发生实质性的持久改变……在质和量上都与正常状态不同。”(21) 罗伯特·惠特克博士（Robert Whitaker）也对海曼的结论做出如下评价：

（科学家们）对大脑中的神经递质系统以及药物如何作用于这些系统有了非常详细的了解。科学揭示了这一点：在接受治疗之前，被诊断为患有精神分裂症、抑郁症和其他精神疾病的患者并不存在任何已知的“化学物质失衡”。然而，一旦一个人服用了精神类药物，这些药物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扰乱神经元通路的正常机制，届时，他或她的大脑就会开始运作，会按照海曼教授所观察到的那样，出现异常。(22)

哈佛大学研究员欧文·基尔希（Irving Kirsch）在其广泛研究的基础上也得出了同样的理解：

有些抗抑郁药会提高血清素水平，有些会降低血清素水平，有些则对血清素没有任何影响。然而，它们都显示出相同的治疗效果。即使是抗抑郁药与安慰剂之间的微小统计学差异，也可能是一种强化的安慰剂效应，因为临床试验中的大多数病人和医生都成功地打破了盲目性。血清素理论是科学史上最接近被证明是错误的理论。流行的抗抑郁药物非但不能治愈抑郁症，反而可能诱发一种生物脆弱性，使人们在未来更容易患上抑郁症。(23)

精神科医生宣传，精神类药物/精神活性药物在化学性质上具有医疗作用，实际上并不具有治疗机制，它们主要是通过扰乱或破坏身体来起作用。事实上，所谓的抗抑郁药的主要药物作用（举例来说）就是攻击或破坏神经系统的健康功能，从而抑制精神意识，它们大多是拮抗剂。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前脑生物化学主任坎迪斯·佩特（Candace Pert）（这是美国最高级别的、最受人尊敬的神经科学职位之一）讨论了这些危险药物的真正作用，以及她自己根据实证研究而选择的，关于抑郁症治疗的立场：

作为一名在药物前沿领域工作了二十多年的研究人员，我不得不与大多数主流同行所坚持的“医学模式”分道扬镳，认为这种观点说得越少越好。我的研究结果表明：所有外源性，即外来的药物都有可能对人体系统造成危害，这不仅会破坏涉及许多系统和器官的反馈回路的自然平衡，而且会引起受体水平发生变化。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然的药房，最好的药店，以最低的价格生产出我们所需的所有药物，使我们的身心能够按照其被设计的方式运行。(24)

换句话说，当医生开出这些可改变精神的药物来治疗精神时，其实是通过引入被宣传为治疗药物的外来化学物质来制造化学物质的失衡。真相其实并不像化学物质失衡谬论的鼓吹者们所宣称的那样，事实上，正如佩特博士所强调的，我们的身体会自然而然地对心灵做出反应，并根据一个人的思维方式和他/她所追求的生活方式来产生或阻断特定的化学物质。

我们可以通过几种方式来观察精神类药物或精神活性药物真正的化学作用：不良反应、戒断综合症和自杀意念。

不良反应

当人体的“天然药理学”被外来的神经化学物质扰乱时，人体必须做出防御反应。从本质上讲，精神类药物会扰乱正常的神经功能，并造成真实的身体损伤（通常是不可逆的），因此，服用精神类药物会导致精神、情绪和身体状况的恶化。具体而言，这些强效药会通过自体受体的“拮抗剂”(25)和“激动剂”(26)攻击神经系统。精神类药物的这两种主要作用经常会对身体产生破坏性的、往往是不可逆的影响，这些作用有时在药物标签上被称为“不良反应”或“副作用”。但事实上，这些“副作用”是药物真正化学作用的直接结果，因此，它们并不是“副作用”，而是“主要作用”。事实上，正如罗伯特·惠特克博士（Dr. Robert Whitaker）所断言的那样，所有精神类药物的主要作用，都是扰乱神经系统：

精神病学随后将这些药物重新视为治疗精神障碍的“灵丹妙药”，这些药物被假定为大脑化学物质失衡的“解毒剂”。但这一理论更多源于一厢情愿的想法，而非得到了科学实证调查的证实。相反的，正如海曼所写的，精神类药物是干扰大脑神经通路正常功能的药物。(27)

长期摄入精神类药物会产生两种最为明显的负面或不良反应，一种是迟发性运动障碍（也就是不受控制的身体运动，包括瘫痪、抽搐和运动功能受损），另一种是迟发性情感障碍（精神和情感淡漠；例如，一个人对以前珍视的生活事物失去兴趣，似乎毫无感情地盯着墙壁，在与他人直接交谈时没有反应）。这种常见的不良反应有时被称为“情感平淡”。对此，精神科医生埃尔·马拉克（Rif El-Mallakh）解释说：

长期服用强效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SRIs）的个体可能会出现慢性和难以治愈的抑郁状态。由于这种慢性抑郁状态的发病延迟，因此被称为“迟发性情感障碍”。迟发性情感障碍表现为一种慢性抑郁状态，起初可被抗抑郁药短暂缓解，但最终会对抗抑郁药物无反应。血清素类抗抑郁药对迟发性情感障碍的发生可能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28)

通常情况下，服用抗抑郁药物的人会变得情感平淡、反应迟钝，当这种情况出现时，医生通常会将其解释为抑郁症的症状。但实际上，这些症状是由所开出的精神类药物引起的迟发性情绪障碍的症状。

但破坏神经系统的不仅仅是所谓的抗抑郁药，所谓的抗精神病药（以及所有的精神类药物）的化学成分及药物作用都有可能造成同样的身体损伤。精神病学家乔安娜·蒙克里夫（Joanna Moncrieff）也指出：

迟发性运动障碍的出现证明了抗精神病药物能够不可逆地改变大脑的功能，而且……迟发性运动障碍不仅仅是一种孤立的运动异常，而是与更为普遍的智力损害相关。(29)

约翰·凯恩（John Kane）是一位精神病学教授，他从许多制药公司获得了大量的荣誉和研究基金，是许多制药公司顾问委员会的成员，同时也是制药公司的股东，他本人确认：所谓的抗精神病药物（如多巴胺受体拮抗剂）经常会导致迟发性运动障碍：

任何人在拿到多巴胺受体阻断剂（也就是多巴胺受体拮抗剂）的处方时，都必须意识到TD（迟发性运动障碍）的潜在风险。这应该成为他们对该药理解的一部分。(30)

同样，彼得·布雷金博士（Dr. Peter Breggin）也指出：

迟发性运动障碍是由这一区域的多巴胺神经递质系统永久性亢进而引起的。但多巴胺也是进入情绪调节的边缘系统和额叶的主要神经递质。药物对这些神经通路的作用会产生“脑叶切除术效应”。当这一区域在神经抑制剂的作用下变得永久性亢奋时，对高级大脑和心智的损害就不可避免了。临床文献证实了我最初的怀疑和推测，即（精神类药物）对最高级精神中枢的永久性损害是不可避免的。(31)

正如精神科临床药理学家莉·安妮·尼尔森（Leigh Anne Nelson）所坚称的，尽管大型制药公司宣称新型“抗精神病药物”（第二代）更安全且风险更低，但这种宣传和大多数其他精神类药物所承诺的一样，都已被证明是错误的了：

当第二代抗精神类药物被引入市场时，推广它们的广告说，它们的主要优势就是减少锥体外系副作用和迟发性运动障碍。这就是我们的医护人员，不仅是医生，还有护士和药剂师被教导的一套说辞。因此，我认为这种信念会持续存在，即这些较新的第二代抗精神病药物的风险非常低。所以，你真的不需要担心TD。但随着这些药物在市场上长期销售，我们终于知道，事实并非如此。(32)

几年前，这些多巴胺类拮抗剂被称为“抗精神病药”，但这一营销噱头已走到尽头，这些强效镇静剂，即神经抑制剂现在被用于治疗各种精神疾病。霍夫斯特拉北岸长岛医学院（Hofstra North Shore Long Island School of Medicine）的精神病学和分子医学教授克里斯托弗·科雷尔（Christopher Correll）指出：

现在，这些药物不仅用于治疗精神病，还用于治疗许多疾病，包括攻击行为、情绪症状、躁狂症和抑郁症；有时甚至被用作非处方药，治疗焦虑和睡眠问题。(33)

长期使用所有精神类药物，尤其是多巴胺拮抗剂（用于治疗精神病、焦虑、失眠、躁狂和许多其他精神疾病；这类药物通常被称为“抗精神病药”），不可避免地会对神经系统造成某种程度的永久性损害。

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据表明，自闭症谱系障碍（ASD），一种神经发育综合症，可能就是由母亲摄入神经递质拮抗剂引起的。2008年的《精神病学和神经科学杂志》（The Journal of Psychiatry and Neuroscience）揭示：母亲在怀孕前和怀孕期间服用SSRI和或“抗精神病药物”，会直接对婴儿的神经系统产生负面影响：

在妊娠三个月末期使用传统的抗精神病药物与新生儿运动障碍、震颤、运动不安、肌张力过高、喂养困难、冷漠和胆汁淤积性黄疸有关。(34)

在同一篇文章中，精神病学家泰瑞·珀尔斯坦（Teri Pearlstein），在撰写这篇文章时，她是惠氏制药公司（Wyeth Pharmaceuticals）的付费顾问，并从拜耳制药公司（Bayer Pharmaceuticals）获得财务资助，她也讨论了婴儿由于暴露于SSRIs的毒性而导致的新生儿行为综合症的情况：

新生儿行为综合症，又称新生儿毒性、新生儿适应不良和新生儿戒断综合症，这种综合症已在部分妊娠第三期暴露于抗抑郁药的新生儿中得到了体现。一项综合队列研究和病例研究的综述报告表明，与妊娠第一期暴露或未暴露相比，妊娠晚期暴露于SSRI的总体风险比为3.0。最近的一项研究估计，30%的新生儿会出现新生儿行为症状。这种行为综合症包括抖动、肌肉张力差、哭声微弱或缺失、呼吸窘迫、低血糖、阿普评分低以及可能出现的癫痫发作……最近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在母亲怀孕第三期期间服用过SSRIs的婴儿中，有15.7%在特殊或重症监护室接受过治疗，而仅在怀孕第一期接触过SSRIs的婴儿中，这一比例为11.2%。(35)

其他医学杂志，如《情感障碍杂志》（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也证实了自闭症谱系中的一些儿童与“抗抑郁药”之间的相关性：

在查阅的八篇文章中有六篇证实了产前接触SSRI与儿童自闭症谱系障碍（ASD）风险增加之间的关联。然而，由于分析研究可能存在偏差，因此仍需谨慎解读有关产前接触SSRI与ASD风险之间联系的流行病学证据……现有数据表明，存在某些信号表明：在产前医护中（为准母亲提供的医疗护理）接触SSRIs可能会增加ASD的风险。因此，我们迫切需要进一步开展大规模、精心设计的研究，以最终明确评估这种严重风险的存在形式和程度，从而证实或否认我们是否会目睹“众神的陨落”，因为多年来，SSRIs一直被认为是治疗产前抑郁症的首选药物。(36)

此外，其他研究表明，在子宫内接触过SSRIs（所谓的抗抑郁药）的幼儿，其健康的神经递质功能会直接受到破坏（同时也会带来其他严重的健康问题）： 

有报告指出，（因在子宫内暴露于SSRIs）婴幼儿的脐带血血清素代谢物发生改变，全血血清素水平和血小板血清素摄取量下降，新生儿震颤增加，睡眠组织发生改变，以及2个月大的婴儿疼痛反应迟钝等，这些都引发了人们对妊娠期SSRI接触可能会对神经递质功能产生的长期影响的担忧。(37)

在著名的《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上，有研究表明：SSRIs可导致发育障碍：

与诊断为精神障碍但在妊娠期间未服药的母亲的后代相比，在妊娠期间购买过至少2种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处方药的母亲，其后代患言语/语言障碍的风险明显更高……研究结果表明：妊娠期间使用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会增加后代出现言语/语言障碍的风险。(38)

“胎儿酒精综合症”（Fetal Alcohol Syndrome）就是父母服用精神类药物而在子宫内造成躯体异常的一个典型例子，因为在DSM-5中ASD被列为胎儿酒精综合症的常见症状。(39)

但儿童也可能通过母乳喂养而受到精神类药物的不良影响。精神病学家泰瑞·珀尔斯坦（Teri Perlstein）在《精神病学与神经科学杂志》（Journal of Psychiatry and Neuroscience）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就揭露了这一事实：

给孩子进行母乳喂养的女性需要知道，所有精神类药物都会进入母乳，而且婴儿很可能会暴露在每一种药物的影响下。尽管许多观察性报告表明，许多精神类药物对婴儿没有不良影响，但很少有研究对婴儿的神经认知或神经行为所受的影响进行长期调研。(40)

我们迫切需要更好地了解精神类药物对发育中的胎儿造成的神经和遗传方面的损害，并且需要让孕妇了解这些药物已知的，会对其胎儿造成的不良影响。

当制造商生产这些合成药物时，他们必须依法揭露药物的不良影响，这些影响通常会被列为“副作用”。但副作用只是一个幌子，用来掩饰药物真正的致残作用，让人们相信，服用这些强效化学物质会对他们有所帮助，甚至可以治愈他们。然而，当涉及精神类药物时，“副作用”往往才是消费者们应该预料药物会在他/她的体内产生的主要效果。对此，医学研究员彼得·戈茨切博士（Dr. Peter Gotzsche）断言：

关于抗精神病药物和其他精神类药物（如抗抑郁药）引起的神经和生理效应的描述从文献中突然消失了（Moncrieff，2008b）。自那时起，它们只被称为 “副作用”，被视为偶尔出现的麻烦，而不是药物作用的固有部分。(41)

由于制药公司希望把他们的药物看起来是安全、利他且有益于健康的，因此药物的负面作用必须被重新定义为“副作用”，而不是“负面作用”。诚然，并不是每个人都会体验到药物的全部作用，但那些服药者，尤其是长期服药者，应该预料自己能体验到药物的“负面症状及不良反应”。(42)

精神类药物的戒断综合症

精神类药物对人的身体和精神造成的伤害是深远的，除了已知的不良反应以及药物诱发的迟发性运动障碍和迟发性情感障碍之外，当一个人试图停止服用精神类药物时，通常还会观察到一些重大的神经系统变化，这些常见且可怕的现象被称为“精神类药物戒断综合症”或“停药综合症”。(43)对此，精神病学家和研究人员彼得·格鲁特（Peter Groot）和吉姆·范·奥斯（Jim Van Os）解释到：

有证据表明，相当一部分抗抑郁药物使用者在停用抗抑郁药物时，会遇到困难。临床医生往往没有接受过应对停药困难的相应培训，因此常常建议患者过快地停药。严重的停药可能会引起相当大的痛苦，可能会导致精神综合症复发，尤其是那些问题较为严重的患者，如精神病患者。此外，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超敏反应和反弹现象的出现，即原来的症状（抑郁症或精神病）的重现可能不仅仅是复发，而是服药本身导致的大脑生物化学变化的结果。(44)

药物不仅在其物理特性和化学作用上无法治愈患者，而且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药物反而可能会导致它们声称要纠正的问题。事实上，在许多精神病学的研究中，研究人员都报告说，大多数试图停止服用处方精神类药物的人，都将他们的戒断症状描述为“严重”，(45) 正如美国精神病协会（APA）在其在线期刊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所说的：“在完全停用（精神类药物）的受访者中，82%的人对自己的决定感到满意。”(46) 绝大多数能够摆脱精神类药物的“魔咒”和生物性不良影响的人，都庆幸自己摆脱了精神类药物对其具有破坏性的控制。 

更糟糕的是，由于药物改变心智和大脑的作用，许多服药者开始产生幻觉，表现得似乎是要“疯了”。这种常见的情况又会让消费者本人及其周围的人认为，这个人的挣扎状况是不正常的，必须依赖于药物治疗。对此，一组精神病学家解释到：

现在，人们都接受了的一个观点是：所有主要类别的精神类药物都会产生独特的戒断反应，这些反应主要反映了它们的药理活性。这些反应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它们会阻止患者在不需要或不想再服药时停止用药，而且还因为它们可能（而且很可能经常）会被误认为是复发的迹象（Moncrieff，2006年）。这就造成了患者在心理上和生理上对药物产生依赖的情况，因为他们（以及他们的处方医生）可能会认为：没有药物，他们就无法自理。(47)

许多人从戒断反应中得出了错误的结论，即认为化学物质失衡是合理存在的，而药物正在抑制或纠正这种所谓的功能障碍。但事实上，广泛得到认可的观点是：精神类药物会在身体试图抵御药物特定的攻击时，对大脑及神经系统造成损伤，并导致精神和智力受损。事实上，美国精神病学协会甚至在DSM-5中承认，许多被定性为精神疾病的情况往往是“药物引起的”。(48) 例如，2019年3月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上的一项大型研究表明：服用安非他明（给被贴上多动症标签的美国儿童服用的最多的精神兴奋剂），会增加“新发精神病”的风险。(49) 罗伯特·惠特克（Robert Whitaker）解释了这些强效药物是如何对健康的神经系统产生负面作用，并经常导致儿童进一步被诊断为精神病，并得到随后开出的处方：

即使是在利他林（Ritalin）的处方盛行之前，人们就已经知道，安非他明会引发精神病和狂躁症发作……精神兴奋剂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它们会让孩子们每天都经历兴奋和抑郁状态的循环。当儿童服用药物时，突触中的多巴胺水平会升高，从而产生一种兴奋状态……总之，每个服用精神兴奋剂的孩子都会变得有点像双向情感障碍。(50)

明尼苏达大学（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也发布了他们自己对精神兴奋剂的研究结果：

虽然产生的生理依赖程度很小，但安非他明可能会产生非常强烈的心理依赖，实际上等同于成瘾。持续使用精神兴奋剂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心理抑郁。(51)

隶属于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的美国国家药物滥用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n Drug Abuse）对精神兴奋剂做出了如下说明：

与可卡因等其他兴奋剂类药物一样，人们也有可能对处方类兴奋剂产生依赖或成瘾。停用精神兴奋剂后出现的戒断症状包括疲劳、抑郁和睡眠模式紊乱。反复滥用某些兴奋剂（有时是在短时间内）可能会导致敌意或偏执感，甚至是精神病。(52)

那些被诊断为多动症的儿童长期服用精神兴奋剂进行“治疗”，在药物的化学作用下，他们实际上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针对所有类别的精神类药物，一个提供药物信息和支持的网络也强调说：

精神类药物会导致妄想，你会相信一些不真实的事情；或者导致幻觉，你会看到或听到一些不存在的事物。精神类药物可能会给你带来持续性的精神健康问题。(53)

同样的，被归类为双相情感障碍的人（由于他们想要靠着自己试图逃避悲伤和绝望）经常得到精神类药物，锂的处方。对此，乔安娜·蒙克里夫（Dr. Joanna Moncrieff）博士解释到：

研究表明，停用某些药物会增加潜在的精神障碍（如躁狂症或精神病）发作的风险，研究还表明，长期服用某些处方药会导致大脑过程发生重大变化。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锂，研究表明，在被诊断为躁狂抑郁症（双相情感障碍I型）的患者中，停用使用锂后发作的风险，尤其是躁狂发作的风险，比开始使用锂之前更高。尽管锂通常不会引起严重且急性的戒断反应，但事实就是如此。(54)

事实上，《圣经》确立了这一科学观点，并解释了酒精（最早的精神类处方药之一，也是最常服用的精神活性药物之一）如何在过量饮用后产生幻觉和妄想：

你眼必看见异怪的事（或译：淫妇）；你心必发出乖谬的话。你必像躺在海中，或像卧在桅杆上。你必说：人打我，我却未受伤；人鞭打我，我竟不觉得。我几时清醒，我仍去寻酒（箴言23:33-35）。(55)

精神类药物，尤其是长期服用的精神类药物，本质上就具有破坏性，往往令人丧失愉悦感，并且会以负面的方式控制人的思想，而且很难戒除。

此外，其他可改变心智的药物（包括精神类药物和迷幻药），如大麻，会让人陷入错误的思维和错误的感知（精神病），这一点也已得到了证实。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The Lancet）描述了这些发现：

许多国家已将大麻的使用合法化或非刑事化了，这导致人们担心这可能会使大麻滥用和相关危害的增加，即使这类危害只影响到极少数人。横断面和前瞻性流行病学研究以及生物学证据都支持：大麻的使用与精神障碍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总之，我们的研究结果确认了之前的证据，即每天吸食大麻，特别是吸食高效力类型的大麻，会对精神健康产生有害影响。重要的是，这些研究首次表明了吸食大麻是如何影响精神病的发病率的。因此，在承认某些大麻成分的潜在医疗用途的同时，认识到与每日使用大麻，特别是高效力品种相关的潜在不良影响。这对于公共健康具有重要的意义。(56)

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所有精神类或致幻类药物所产生的精神和躯体的变化，都是负面和不良的，而不是像许多人鼓吹的那样，具有治疗效果，而且这些不良反应通常被归因于理论上的精神障碍，而不是药物本身。

许多精神药理学家和精神病学研究人员均指出（例如在《精神药理学杂志》上），服用和停用精神类药物会对神经系统和基因组造成负面影响（“基因多态性”）。其中一项研究揭示了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SRIs），如帕罗西汀（Paroxetine），是如何对大脑产生负面影响的，特别是在长期服用的情况下。(57)

同样的，当一个人突然停止服用这些强效药物并出现停药综合症时，他的基因也会受到损伤：

研究结果表明，突然停药是帕罗西汀停药综合症发生的一个主要风险因素，5-羟色胺1A受体基因的C（-1019）G多态性可能与该综合症的发生有关。(58)

停药可能解释了大脑的改变及受损，也可能对患者的基因构成产生负面影响。对此，精神病学家和精神药理学家詹姆斯·弗格森（James Ferguson）评论道：

在长期使用SSRI进行治疗后，停止服用会报告出现停药反应，这是一种尚未得到充分描述的综合症。那些旨在从受体生理学角度研究这种综合症的临床试验并无定论。据推测，停药综合症是中枢神经系统为补偿SSRI的药理作用而进行的神经生理重新调整的结果。(59)

备受赞誉的英国精神病学家和研究人员霍洛维茨（Horowitz）和戴维·泰勒（David Taylor）亲身经历了严重的戒断症状，这也促使他们进行了自己的研究，并得出以下结论：这些药物会以负面的方式改变人的生理本质，因此必须慢慢减少剂量，以便大脑能够适当地摆脱药物的控制，并可能痊愈：

霍洛维茨博士和他的合著者、伦敦国王学院精神药理学教授、南伦敦和莫兹利N.H.S.基金会成员戴维·泰勒博士（Dr. David Taylor）决定讨论这个话题，部分原因是他们自己在使用药物时的经历。霍洛维茨博士说，在服用抗抑郁药15年后，逐渐减量出现了严重的戒断症状。泰勒博士之前也曾撰文讲述过自己在减药过程中的痛苦挣扎。两位研究人员首先访问了一些在线论坛，在这些论坛上，服用抗抑郁药的人相互建议如何以最好的方式进行停药。这些网站一致推荐“微剂量法”，即在数月或数年内不断减少剂量，有时是从胶囊中一次只取出一颗小药珠。这两位研究人员深入研究文献，发现有一些研究可为这种方法提供证据。(60)

泰勒博士在另一本杂志上做了进一步解释：

事情的真相是，对于许多人来说，抗抑郁药的戒断综合症既不轻微，也不短暂。在六周左右的时间里，我所遭受的症状轻则令人感到不安，重则实属折磨。这还是在我采取了谨慎且递减的停药计划的情况下。虽然我没有经历头痛或感觉异常，但其他症状的严重程度让我的痛苦一点都没有减少。我感到的头晕从轻微的摇晃到令人可怕的无法在没有支撑的情况下站立。在大部分时间里，我无法转过头，否则就会产生麻痹性恶心。与此同时，我还忍受着或多或少持续不断的心跳加速和近似流感的症状。当所有这些症状消退后，我变得脾气暴躁、情绪不稳定，这种状况持续了两周多的时间。在我与其他停止服用抗抑郁药的人交谈后，我不认为我的经历是独一无二，甚至是极不寻常的。事实上，这种症状的严重程度似乎是某些药物（如帕罗西汀和文拉法辛）的正常现象。老一代的三环类药物通常毒性很强，副作用很大，但它们似乎不会在停药后引起如此严重的反应（对此，我有经验）。

泰勒博士接着说：

那么，为什么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广泛的重视呢？为什么临床医生继续告诉人们，戒断症状很轻，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呢？也许是因为临床医生倾向于相信新药都是无害的“灵丹妙药”。但我们最好记住，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安定（Valium）和阿替凡（Ativan）可以解决几乎所有的问题。而百忧解和类似的药物仍然被广泛认为是治疗任何一种精神疾病的良药。也许正是所有这些一厢情愿的想法蒙蔽了临床医生的双眼，使他们忽视了新药的负面作用。我们无比深信：新药一定在各方面都优于它们所取代的旧药，以至于我们看不到眼前的事实，即使是最新的疗法也有缺陷。(61)

同样的，精神病学家汤姆·斯托克曼（Tom Stockmann）在接受《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记者本尼迪克特·凯里（Benedict Carey）和罗伯特·格贝洛夫（Robert Gebeloff）的采访时，也分享了自己的停药经历：

在亲身经历（戒断综合症）之前，这位生活在东伦敦的精神病学家斯托克曼博士并不完全相信停药是一个多么严重的问题。他的“微剂量策略”最终奏效了。他回忆道：“有那么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当我走在家附近，经过一片森林时，我突然意识到我又能感受到完整的情感了。鸟的叫声更大了，周围的颜色也更鲜艳了，我真的很开心。”他继续补充说：“我见过很多人，很多患者，他们的抱怨没人相信，也没有被认真对待，这种情况必须停止。”(62)

这些药物抑制了情感和心理意识，对神经系统造成了负面影响，而不是像那些成功的医药营销主题所宣传的那样，为恢复身心健康提供有效的治疗。

正如上帝所设计的那样，我们的身体会形成自己的防御系统，抵御精神类药物的神经化学物质攻击，当身体受到这些具有破坏性的强化学物质的攻击时，身体就会开始不自然地运转。使用这些化学物质的时间越长，就越难摆脱处方药的控制或 “魔咒”。对此，精神病学家彼得·布雷金（Peter Breggin）说：

为什么精神类药物的停药问题如此普遍，而且常常难以克服呢？这是因为大脑会适应所有的精神活性物质，突然停用任何精神类药物都会产生令人痛苦和危险的停药反应……通过各种生物化学反应，大脑会试图克服任何精神活性物质的主要作用……实际上，大脑无法立即跟上去除药物的速度。这可能就产生了令人痛苦和危险的药物戒断效应。(63)

蒙克里夫博士（Dr. Moncrieff）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戒断效应本身就表明身体已经被摄入的药物改变了。我们总是把戒断效应与长期使用药物联系在一起，但事实上，即使只是单次服药，身体也会暂时发生改变。动物实验表明，使用阿片类药物进行一次急性治疗后，人体对疼痛的敏感度会在一段时间内升高（称为“痛觉过敏”），这种情况出现在药物的直接镇痛作用之后，并且会持续几天的时间。同样的，服用一两天安眠药，起初会略微改善睡眠，但停药后，人们会发现比服药前更难入睡。这种情况有时被称为“反弹失眠”，而“反弹”是用来描述药物的急性作用消失后，出现的代偿性效应的通用术语。(64)

精神类药物的停药不良反应应被视为药物作用的主要效应，而不是市场上常见的“副作用”。对此，蒙克里夫博士接着说：

如果长期服用药物，戒断症状会更加严重和持久。即使药量逐渐减少，这些症状通常也会持续数周的时间。然而，某些药物在停药后，症状有时会持续数月甚至数年之久。在这种情况下，身体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恢复到服药前的状态，有时身体似乎永远也无法恢复到服药前的状态，药物引起的改变是永久性的。(65)

令人警醒的一个真相是：所谓的精神类药物经常会造成大脑异常，而戒断症状却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这是因为制药公司对消费者停用其产品，压根就提不起任何兴趣。

自杀意念

更为糟糕的是，当今许多骇人听闻的自杀、大规模枪击和暴力犯罪事件，都与市场上被宣传为治疗性药物直接相关。就连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也要求在所有“抗抑郁药”的标签上放置“黑框警告”，警告这些药物会增加自杀意愿和完成自杀的可能性。举例来说，许多所谓的精神疾病（包括双向情感障碍和精神分裂症）的常用处方药：拉图达（Latuda）。根据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网站显示：

抗抑郁药（不只是Latuda）增加了一些儿童、青少年和年轻人产生自杀想法和采取自杀行动的风险。所有开始治疗的，各个年龄段的患者都应密切观察自己的抑郁症状是否恶化、是否有自杀想法或行动、行为是否有异常变化、是否激动和易怒。患者、家属和护理人员应密切关注任何变化，尤其是情绪、行为、思想或感觉的突然变化。(66)

这类药物并不能治愈不良情绪，也不能让人产生幸福的愉悦感；相反的，它们会攻击正常功能，并通过其神经抑制剂作用（抑制或压制健康神经功能的药物所具有的作用）经常造成负面的精神状态改变。这些药物的损害作用会造成精神和躯体的损伤，包括自杀意念和自杀行为，而精神药理学家经常把它们说成是“新的或恶化的症状”或者只是“副作用”。对此，美国国家精神卫生研究所警告说：

使用这些药物可能会增加自杀意念和自杀行为的风险。对于服用抗惊厥药物治疗双相情感障碍或其他疾病的患者，应密切监测是否出现新的或加重了的抑郁症状、是否产生自杀意念或行为，或情绪或行为的任何异常变化。(67)

另一个例子是常用于治疗睡眠障碍的鲁奈斯塔（Lunesta），因为它可以抵消其他处方精神活性物质的作用。制造商声称该药的副作用包括许多“异常的想法和行为”：“症状包括比正常人更外向或更具攻击性的行为、精神错乱、激动、幻觉、抑郁加重、自杀意念或行为。”(68)

一个人服用任何一种精神类药物，尤其是长期服用，可能会把之前的睡眠不足、悲伤或过度活跃等问题，“置换为”因暴力行为而导致的监禁、更加严重的精神和躯体损伤，甚至是死亡。(69) 彼得·布雷金（Peter Breggin）博士曾多次作为精神科专业证人为司法系统提供服务（比如“柯伦拜枪击案”等案件），并且还在爱丽·莉莉（Eli Lilly）的“百忧解案中”被联邦法官任命为证人，他当时的证词是：

有些药物被用来治疗抑郁症，理论上它们会增强5-羟色胺的神经传递；但事实上，它们导致了系统中的极端失衡，包括相对补偿性地关闭5-羟色胺的神经传递……这对于最为广泛被使用的抗抑郁药，百忧解尤其如此，它最近被证实是造成谋杀和自杀行为的潜在原因。(70)

无论是躯体还是心理，精神类药物都不是治疗的机制，而是从本质上就违背了上帝对人体健康的设计。服用精神类处方药会造成大脑功能障碍，而不是像大型制药公司宣传的那样，是治病救人的良药。

（4）神经递质研究

科学证据也一致表明，虽然神经化学物质的水平无法被可靠且客观地测量，但它们并不会导致许多精神病学家和精神药理学家坚持认为的精神、情感和行为问题。例如，在对抑郁症的结构及综合症进行的研究中，人们对5-羟色胺和L-色氨酸(71)（一种通过食物摄取的必需氨基酸，被认为是5-羟色胺的前体或组成成分）进行了极大的操控。一些研究减少了5-羟色胺的水平，(72) 而另一些研究则通过添加大量L-色氨酸并充斥在神经系统中，从而显著提高了被诊断为抑郁症患者的5-羟色胺水平。(73) 然而，所有研究都未能提供任何验证或实证性证据来支持低5-羟色胺或化学物质失衡理论。解决所谓的5-羟色胺不足或缺乏的问题，并不能改变悲伤或绝望的生物学效应，更不用说治疗心理过程了。在对5-羟色胺理论的无数研究进行深入探讨和评估后，研究人员杰弗里·拉卡斯（Jeffrey Lacasse）博士和乔纳森·利奥（Jonathan Leo）博士发表了以下评论：

在科学上并不存在理想的5-羟色胺的“化学物质平衡”理论，更不用说可识别的病理性失衡了。把神经科学最近取得的显著成就等同于支持5-羟色胺假说，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74)

此外，精神病学家史蒂文·里德博德（Steven Reidbord）也指出：

就像通往地狱的道路上的许多铺路石一样，“化学物质失衡”一词起初是真诚和出于善意的。它最初指的是抑郁症的生物胺模型，即缺乏去甲肾上腺素和血清素（也就是5-羟色胺）等兴奋性神经递质是抑郁症的根源的假说。虽然这是一个相当有说服力的概念，但缺乏确凿的证据。抑郁症患者并没有 出现“大脑中血清素减少”的现象，服用SSRI也不能“纠正”他们的血清素水平。这类药物可能会因增加血清素而带来益处，但这并不是因为血清素水平一开始就很低。此外，SSRIs能增加大脑突触中血清素的含量，但这并不能说明抑郁症的最终原因。调整血清素会产生一连串的后续效应，包括受体下调和可能的新蛋白质合成。即使有任何内在的化学物质失衡得到纠正，我们对此也一无所知。(75)

同样，艾伦·弗朗西斯（Allen Frances）也说：

通过某种方式将精神病学诊断建立在神经科学令人兴奋的研究发现之上，这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目标。如果这是可能的话，那将会是一件天大的好事，但这一努力失败了，原因很明显，它仍然是一座无法跨越的桥梁。(76)

从科学的角度来看，精神疾病结构和化学物质失衡理论的有效性，在各个层面都是不成立的。以疾病为中心的精神疾病理论及其相应的化学物质失衡理论不仅是臆测，而且已被证明是错误的。人体内的神经递质和基因并不对人的思想或行为负责，声称它们是罪魁祸首的说法纯属猜测或科学主义，而不是基于可靠的实证证据的有效事实。

即使有这么多的科学数据，但制造精神病的标签（如精神病）、在没有任何客观证据的情况下制造所谓的生物学病因（如遗传和化学物质失衡理论），以及为强效药（如抗精神病药物）制造相应的精神药理学标签，这一模式使许多人错误地相信精神疾病的克雷佩林理论（即医学模式或生物医学观点），并将自己或他们的亲人视为病人，而不是正在挣扎的正常人。经过60多年对抑郁症的临床工作、研究和教学，布雷金博士（Dr. Breggin）得出以下结论：

在那些会定期约见精神科医生的抑郁症患者的生活中，并没有已知的生物学原因。没有已知的抑郁症的遗传联系。没有可靠的针对抑郁症的药物治疗方法。躁狂症的情况也是如此：没有生物学，没有遗传学，也几乎没有使用药物“损害大脑”的可靠依据。(77)

再次强调：否认化学物质失衡、大脑功能障碍和遗传缺陷的错误理论，这并不是否认人们确实存在问题。相反的，我们要否认的是失败的、并不科学的克雷佩林取向（就像否认弗洛伊德的取向一样），因为这种取向正在伤害个人并摧毁社会。

（5）伪科学无处不在

大型制药公司生产的“科学”通常是科学主义，而不是真实的客观事实。支撑并围绕着精神疾病这一概念的广告科学和所谓的药物，它们并不是治疗艺术或客观现实。相反的，它们代表了一种腐败的、以盈利目的为导向的商业行为，即利用任何可能发现的相关性来创造可感知的实证证据，并希望证明他们的假设是真实的。如果没有发现对他们有利的相关性研究，或者实证证据推翻了他们心爱的理论时，这类研究就会经常被操纵、忽视或直接抛弃。

不幸的是，大多数真心希望帮助他人的人（当然包括许多医生），却主要依赖于这种被认为是客观事实的伪科学。英国知名医学杂志《柳叶刀》在2002年的一篇社论中揭示了这一事实：

大型制药公司在医学界的影响力不断上升，这促使医学期刊的编辑们去年聚到一起，并且一致同意就赞助和利益冲突的报告制定严格的规定（见《柳叶刀》2001；358：854-56）。虽然这一共识为披露医学研究中的商业影响设定了迄今为止最高的标准，但仍有迹象表明，这还远远不够，或者说，至少这一指导意见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及遵守。今年二月份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上的一项研究发现：在临床实践指南作者与制药公司之间互动关系中，存在严重的利益冲突申报疏漏。近90%的作者接受了制药公司的研究资助或担任其顾问。半数以上的作者与指南中审查的药物所属公司有联系，同样比例的作者表示没有正式的程序来报告这些互动。所研究的指南涵盖了处方药使用增长最快的所有领域。(78)

一个令人警醒的现实是：制药公司和他们收买了的精神病学家为了验证他们的主观理论，往往会伪造或故意歪曲一些事实，而这类资金雄厚的伪科学营销活动，导致许多人把发表出来的“欺诈”当作事实接受。对此，精神病学家彼得·布雷金指出（Peter Breggin）：

在现代精神病学的世界里，“宣称”可以变为真理，“希望”可以变为成就，“宣传”可以被当作科学。这一点在精神病学对抑郁症和躁狂症（双相情感障碍）的遗传学、生物学和物理治疗的“自诩”中尤为明显。我们在神经阻滞剂和所谓的精神分裂症方面的研究发现，生物精神病学的研究往往基于扭曲且不完整的信息，有时甚至是彻头彻尾的欺诈，不惜以牺牲理性和科学为代价。(79)

同样，查尔斯·惠特菲尔德博士（Dr. Charles Whitfield）也写到：

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FDA）控制下的药物疗效临床试验，不仅时间太短（例如只有五到八周），而且制药公司及其收买了的研究人员或作者经常操纵研究设计或研究方法及其报告，以使其药物看起来“更加成功”。这些歪曲的操作最终往往会给公众及其临床医生提供关于疾病和药物的错误信息。(80)

雷·威廉姆斯博士（Dr. Ray Williams）也肯定了同样的现实：

进一步来看，制药行业显然充满了欺诈。例如，新一代抗精神病药物居然是《虚假索赔法》（False Claims Act）的最大的针对目标。每一家销售这种药物的大型制药公司，不是最近与政府达成了数亿美元的和解，就是正在接受医疗欺诈的调查。(81)

这种腐败现象非常严重，以至于在2001年，12家最受推崇的医学期刊，包括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和柳叶刀（Lancet）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警示制药公司正在操控研究和数据，以满足他们的需求和欲望。然后，制药公司会从这些研究中得出结论，并在各种权威期刊上撰写和发表文章。对于这一令人震惊的事实，艾布拉姆森博士（Dr. Abramson）评论到：

在这一份足以震撼医学界的严肃声明中，讲述了企业赞助商对医学研究人员强加的“苛刻”条件。该声明还警告说，在其期刊上发表的临床研究的“宝贵客观性”正受到“临床研究商业化”的威胁。编辑们表示，将商业赞助的临床试验“主要用于营销活动……这是对临床研究的嘲弄，是对这一强大工具的滥用。”编辑警告说，参与企业赞助研究的医学科学家“可能很少或根本没有参与试验设计，无法获得原始数据，并且在数据解释方面的参与度也很有限。”(82)

在《柳叶刀》发表的另一篇社论文章中，作者总结到：

（制药）行业无处不在的影响力已经腐蚀了医学研究的完整性和科学研究所依赖的科学文献……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商业冲突对医学的玷污有多严重？答案是非常严重，而且还具有破坏性。一个更重要的问题随之而来：那些出于好意而支持这种文化的医生（比如，为了开展重要的研究而不得不同流合污，否则他们将得不到资助），他们是否有勇气反对这些使整个医学界声名狼藉的做法呢？(83)

美国人，包括许多真心关心他们所治疗的病人的医生，都被这个被当作事实的伪科学欺骗了。

总之，有五项不可否认的科学发现及客观事实，揭露了化学物质失衡理论（以及所谓的需要将精神类药物引入体内的说法）毫无疑问是错误的。这五个事实是 （1）大脑中的化学物质无法通过客观测量以确定标准，因为它们会不断波动；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正常的神经递质的化学水平。（2）精神类药物的真正作用并不是平衡大脑中的神经化学物质，也不是修复任何的缺乏/异常。精神类药物的化学作用并非如此。（3）精神类药物的真正药物作用，是扰乱或攻击神经系统的健康功能，要么攻击身体，要么覆盖并接管身体的正常健康功能。这些扰乱会产生负面的化学和神经效应（不良反应），而不是治愈理论上的精神问题，药物的作用常常会产生负面和具有破坏性的想法。（4）大量的客观研究表明，消除神经系统的化学物质或使神经系统过载某种特定的神经递质，并不会像化学物质失衡理论所说的那样，会给神经系统带来治愈或造成损伤。（5）众所周知，即使在医生群体中也是如此，由大型制药公司推出并且得到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FDA）认可的所谓“医药科学”是极其腐败的，受经济利益严重的驱动，在许多情况下具有误导性，在许多情况下公然虚假。实证证据并不表明化学物质失衡理论是一个合理的假说。相反的，科学证据早就揭露了化学物质失衡理论（包括服用精神类药物会通过其化学结构而带来治愈的观点）的公然虚假性。更为糟糕的是，那些被制药商虚假宣传为治疗精神疾病的药物，往往会造成更大的伤害，让需要帮助的人无法获得治疗他们心理/精神疾病的真正良药。根据实证证据、常见效果和人们已知的化学作用，“精神类药物”最好被理解为“神经退行性药物”。事实上，根本不存在任何能平衡或治愈人类灵魂的药物或物质。

附录：
(1) Breggin, Psychiatric Drug Withdrawal, 14-15.
(2) Elliot Valenstein, Blaming the Brain: The Truth about Drugs and Mental Health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8), 4.
(3) David Kaiser, “Commentary: Against Biological Psychiatry,” Psychiatric Times Online Vol. 13 (12) (December 1, 1996): https://www.psychiatrictimes. com/bipolar-disorder/commentary-against-biologic-psychiatry.
(4) David Burns as quoted by Melody Petersen, Our Daily Meds (New York: Sarah Crichton Books, 2008), 105.
(5) Jeffrey Lacasse and Jonathan Leo, “Serotonin and Depression: A Disconnect between the Advertisements and the Scientific Literature,” PLoS Medicine 2.12 (2005): e392. PMC. Web. 16 Oct. 2016.
(6) Jeffrey Lacasse and Jonathan Leo, “Serotonin and Depression: A Disconnect between the Advertisements and the Scientific Literature,” PLoS Medicine 2, no. 12 (2005): e392. PMC. Web. 16 Oct. 2016.
(7) “Premature Ejaculation,” https://www.mayoclinic.org/diseases-conditions/premature-ejaculation/diagnosis-treatment/drc-20354905.
(8) Breggin, Anti-Depressant Fact Book, 14.
(9) Robert L. Taylor, Finding the Right Psychiatrist: A Guide for Discerning Consumers (2014), 40-45.
(10) Bessel van der Kolk, The Body Keeps the Score: Brain, Mind, and Body in the Healing of Trauma (New York: Penguin Group, 2014), 101.
(11)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http://open.lib.umn.edu/intropsyc/ chapter/5-2-altering-consciousness-with-psychoactive-drugs/.
(12) 这一表格最早出现在Mental Illness: The Necessity for Dependence.
(13) 这一真理认为，人们对药物的反应会因其体型、年龄、体重、病史、耐受性和生活方式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14)Moncrieff, Bitterest Pills, 11.
(15)David Healy, “Psychiatry Gone Astray,” http://davidhealy.org/ psychiatry-gone-astray/.
(16) Joanna Moncrieff, The Bitterest Pills: The Troubling Story of Antipsychotic Drug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159.
(17) Peter Breggin Interview, the documentary: in Generation RX, DVD, directed by Kevin P. Miller (Vancouver: Common Radius Films, 2008), 7:10.
(18) Peter Breggin, “Rational Principles of Psychopharmacology for Therapists, Healthcare Providers and Client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Psychotherapy 46 (PDF) (2016): 2.
(19) Steve Hyman quoted by Robert Whitaker, Anatomy of An Epidemic: Magic Bullets, Psychiatric Drugs, and the Astonishing Rise of Mental Illness in America (New York: Broadway Books, 2015), 83.
(20) Peter Gøtzsche, “Psychiatry Gone Astray,” January, 21, 2014, http://davidhealy.org.
(21) Steve Hyman, “Initiation and Adaptation: A Paradigm for Understanding Psychotropic Drug Ac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53 (1996): 151-61.
(22) Robert Whitaker, Anatomy of An Epidemic: Magic Bullets, Psychiatric Drugs, and the Astonishing Rise of Mental Illness in America (New York: Broadway Books, 2015), 84.
(23) Kirsch, “Antidepressants and the Placebo Effect,” 128-34.
(24) Candace B. Pert, Molecules of Emotion: The Science behind Mind-Body Medicine (New York: Scribner, 1997), 271.
(25) Antagonists are drugs that block neurotransmitters by perturbing autoreceptors (A. Carlsson, “Fifteen Years of Continued Research in Psychopharmacology,” Pharmacopsychiatry 25, no. 1 [Jan. 1992]: 22-24).
(26) Agonists are drugs that mimic neurotransmitter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http://open.lib.umn.edu/intropsyc /chapter/5-2-altering-consciousness-with-psychoactive-drugs/).
(27) Robert Whitaker, Anatomy of an Epidemic: Magic Bullets, Psychiatric Drugs, and the Astonishing Rise of Mental Illness in America (New York: Broadway Books, 2015), 85.
(28) Rif El-Mallakh, “Tardive Dysphoria: The Role of Long-Term Antidepressant Use in Inducing Chronic Depression,” Medical Hypotheses Vol. 76 (6) (June 2011): https://doi.org/10.1016/j. mehy.2011.01.020.
(29) Joanna Moncrieff, The Bitterest Pills: The Troubling Story of Antipsychotic Drug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152.
(30) John M. Kane, Video Series “Involuntary Movements: Managing Tardive Dyskinesia” Episode 6: “Key to Prevention,” Medscape Psychiatry Online (March 2019), 1:45: https://www.medscape.com/ mtv/tardive-dyskinesias01/e06?nlid=128776_424&src=WNL_mdpls feat_ 190319_mscped it_psyc&uac=264124BV&spon=12&impID=19 12171&faf=1. 凯恩博士已披露了众多关系,包括从诸如礼来公司、强生公司、默克公司、Neurocrine生物科学公司和梯瓦制药等制药公司获得的荣誉金。凯恩博士还在多家制药公司的顾问委员会任职,并已从几家制药公司获得资助支持。此外,他还是Vanguard研究集团和LB制药公司的股东(同上)。
(31) Peter R. Breggin, Toxic Psychiatr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1), 81.
(32) Leigh Anne Nelson, Video Series “Involuntary Movements: Managing Tardive Dyskinesia” Episode 5: “New Generation at Risk,” Medscape Psychiatry Online (March 2019), 1:20: https://www.medscape. com/mtv/ tardive-dyskinesia-s01/e05?faf=1&impID=1912171&nlid =128776_424 &spon=12&src=WNL_mdplsfeat_190319_mscpedit_ psyc&uac=264124BV.
(33) Cristoph U. Correll, Ibid., 1:37
(34) Teri Pearlstein, “Perinatal Depression: treatment options and dilemmas.” Journal of Psychiatry & Neuroscience (JPN) vol 33 (4) (2008): 302-18.
(35) 同上。
(36) Gentile A. Salvatore, “Prenatal antidepressant exposure and the risk of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in children. Are we looking at the fall of Gods?”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Vol. 182 (August 15, 2015): 132–137.
(37) Pearlstein, “Perinatal Depression: treatment options and dilemmas.”
(38) Brown AS, Gyllenberg D, Malm H, McKeague IW, Hinkka-Yli-Salomäki S, Artama M, Gissler M, Cheslack-Postava K, Weissman MM, Gingrich JA, Sourander A., “Association of Selec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 Exposure During Pregnancy with Speech, Scholastic, and Motor Disorders in Offspring,” JAMA Psychiatry 73 (11) (November 1, 2016): 1163-1170. doi:10.1001/jamapsychiatry.2016.2594.
(39) APA, DSM-5, 53.
(40) Pearlstein, “Perinatal Depression: treatment options and dilemmas.”
(41) Moncrieff, Bitterest Pills, 51.
(42) 多项研究揭示了孕妇服用SSRIs(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与其子女神经发育受损或延迟之间存在强烈的相关性(David Healy, “Autistic Spectrum Disorder and SSRIs,” RXisk Online, October 25, 2016, https://rxisk.org/autistic-spectrum-disorder-and-ssris/)。
(43) Yusuke Murata, Daisuke Kobayashi, Nanae Imuta, Koichi Haraguchi, Ichiro Leiri, Ryoji Nishimura, Susumu Koyama, Kazunori Mine, “Effects of the Serotonin 1A, 2A, 2C, 3A and 3B and Serotonin Transporter Gene Polymorphisms on the Occurrence of Paroxetine Discontinuation Syndrom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pharmacology Vol. 30 (1) (February 2010): 11-17; available at doi: 10.1097/JCP.0b013e3181c8ae80.
(44) Peter C. Groot and Jim Van Os, “Antidepressant Tapering Strips to Help People Come off Medication More Safely,” Taylor and Francis Online (May 24, 2018): 142-145: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s://www.tandf online.com/doi/full /10.1080/17522439.2018.1469163).
(45) Laysha Ostrow, Lauren Jessell, Manton Hurd, Sabrina Darrow, and David Cohen, “Discontinuing Psychiatric Medications: A Survey of Long-Term Users,” Psychiatry Online (July 17, 2017): https://ps. psychiatryonline.org /doi/full/10.1176/appi.ps.201700070.
(46) 同上。
(47) J. Moncrieff, D. Cohen, and S. Porter, “The Psychoactive Effects of Psychiatric Medication: The Elephant in the Room,” Journal of Psychoactive Drugs 45, no. 5 (2013): 409–15. http://doi.org/10.1080 /02791072.2013. 845328.
 (48) 《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通过“药物引起的”这一短语表达了这么一个现实（例如,“药物引起的双相情感障碍”),(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5th ed.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iatric Publishing, 2013), 96; 142))。非精神活性药物（如左甲状腺素）也可能导致“情绪变化、焦虑和失眠”等常见副作用。我们经常观察到，一些使用这些药物的人开始遭受失眠，随后由于缺乏睡眠而产生幻觉。这些人常常被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精神分裂症、分裂情感障碍、边缘型人格障碍和分离性身份障碍等(https://www.rxlist.com/consumer_ levothyroxine/drugs-condition.htm)。
(49) Lauren V. Moran, Dost Ongur, John Hsu, Victor M. Casto, Roy H. Perlis, and Sebastian Schneeweiss, “Psychosis with Methylphenidate or Amphetamine in Patients with ADHD,” NEJM 380 (March 21, 2019): 1128-1138.
(50) Whitaker, Anatomy of an Epidemic, 237-38.
(51) “Altering Consciousness with Psychoactive Drug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http://open.lib.umn.edu/intropsyc /chapter/5-2-altering-consciousness-with-psychoactive-drugs/.
(52) National Institute on Drug Abuse, “Misuse of Prescription Drugs,” NIH (2019): https://www.drugabuse.gov/publications/ misuse-prescription-drugs/what-classes-prescription-drugs-are-commonly-misused.
(53) “Drugs and Mental Health,” http://www.drugs.ie/drugs_info/ about_drugs/mental_health/.
(54) Joanna Moncrieff, “Lasting Damage from Prescribed Drugs,” Mad In America Online (April 1, 2019): https://www.madinamerica. com/2019/04/lasting-damage-from-prescribed-drugs/.
(55) 除非另有说明，所有经文均采用ESV版本。
(56) Marta Di Forti, Diego Quattrone, Tom P. Freeman, Giada Tripoli, Charlotte Gayer-Anderson, Harriet Quigley, et al., “The Contribution of Cannabis Use to Variation in the Incidence of Psychotic Disorder Across Europe (EU-GEI): a Multicentre case-control study,” The Lancet (March 19, 2019):
(57) Yusuke Murata, Daisuke Kobayashi, Nanae Imuta, Koichi Haraguchi, Ichiro Leiri, Ryoji Nishimura, Susumu Koyama, Kazunori Mine, “Effects of the Serotonin 1A, 2A, 2C, 3A and 3B and Serotonin Transporter Gene Polymorphisms on the Occurrence of Paroxetine Discontinuation Syndrom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pharmacology Vol. 30 (1) (February 2010): 11-17; available at doi: 10.1097/JCP.0b013 e3181c8ae80.
(58) 同上。
(59) James M. Ferguson, “SSRI Antidepressant Medications: Adverse Effects and Tolerability” Primary Care Companion to th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iatry vol. 3 (1) (2001): 22-27.
(60) Benedict Carey, “How to Quit Antidepressants: Very Slowly, Doctors Say,” The New York Times Online (March 5, 2019): https://www.nytimes.com /2019/03/05/health/depression-withdrawal-drugs.html?fbclid=IwAR2oa Cbbg9NzutwJZWBUCIE_ IXEt2lBf7WZDMHLLujZOdBhcLQhQynd4ljc#click=https://t.co/l6jEFmnJ0q.
(61) David Taylor, “Truth Withdrawal,” Open Mind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ental Health, London E14; September/October 1999): 16.
(62) Benedict Carey and Robert Gebeloff, “Many People Taking Antidepressants Discover They Cannot Quit,” The New York Times Online (April 7, 2018): https://www.nytimes.com/2018/04/07/health / antidepressants-withdrawal-prozac-cymbalta.html?module=inline.
(63) Peter Breggin, Psychiatric Drug Withdrawal (New York: Springer Publishing, 2013), preface xxiii.
(64) Joanna Moncrieff, “Lasting Damage from Prescribed Drugs,” Mad In America Online (April 1, 2019): https://www.madinamerica. com/2019/04/lasting-damage-from-prescribed-drugs/.
(65) 同上。
(66) “Side Effects of Latuda,” http://www.latuda.com/bpd/side-effects-of-latuda.html?
(67) “What is Bipolar Disorder?” http://www.nimh.nih.gov/ health/publications/bipolar-disorder-in-adults/index.shtml.
(68) “Possible Side Effects,” http://www.lunesta.com/ possible_side_ effects.html.
(69) Peter Breggin, “Medication Madness: How Psychiatric Drugs cause, Violence, Suicide, and Crime,” Huffington Post, November 17, 2011,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dr-peter-breggin/medication-madness-how-ps_b_223922.html.
(70) Breggin, Toxic Psychiatry, 142.
(71) J. Mendels, J. Stinnett, D. Burns, and A. Frazer, “Amine Precursors and Depression,” Archive of General Psychiatry 32 (1975): 22–30.
(72) G. Heninger, P. Delgado, and D. Charney, “The Revised Monoamine Theory of Depression: A Modulatory Role for Monoamines,” Pharmacopsychiatry 29 (1996): 2–11.
(73) Mendels, Stinnet, and Frazer, “Amine Precursors and Depression.”
(74) Lacasse and Leo, “Serotonin and Depression,” 101-06.
(75) Steven Reidbord, “Chemical Imbalance—Sloppy Thinking in Psychiatry 1,” Reidbord’s Reflections (April 29, 2012): http://blog.stevenreidbordmd. com/?p=561.
(76) Frances, Saving Normal, 171.
(77) Breggin, Toxic Psychiatry, 183.
(78) “Just How Tainted Has Medicine Become?” editorial, The Lancet 359, no. 9313 (April 6, 2002): 1167.
(79) Breggin, Toxic Psychiatry, 182-83.
(80) Charles Whitfield, Truth about Mental Illness, The Truth about Mental Illness: Choices for Healing (Deerfield Beach, FL: Health Communications, 2004), 217.
(81) Ray B. Williams, “How Drug Companies Are Undermining Scientific Research,” http://www.psychologytoday.com/blog/wired-success/201212/ how-drug-companies-are-undermining-scientific-research.
(82) John Abramson, Overdosed America: The Broken Promise of American Medicine (New York: Harper, 2005), 96.
(83) “Just How Tainted Has Medicine Become?” editorial, The Lancet 359, no. 9313 (April 6, 2002): 1167.

我们并不是生物或环境的受害者。我们如何应对生活中的事件和环境，会对我们的心理甚至身体健康产生巨大的影响。当我们思考时，我们会改变大脑的物理特性……这一切都始于心思意念领域，始于我们的思考和选择能力，这是宇宙中仅次于上帝的最为强大的力量，也确实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而有的。①

——神经科学家卡罗琳·利夫（Caroline Leaf）

上帝创造的主要神经化学调节器是心灵（mind）而不是大脑，因为人的每一个想法都会相应地改变他或她的生物化学水平。科学证据表明，人体内不断发生着化学变化，这些变化并不是异常、功能障碍，也不是所谓的精神疾病的病因。相反的，化学变化是一个人特定的思想、态度、对生活环境的心理反应以及思维和行为模式的产物。正如布雷金博士（Dr. Breggin）所指出的：

大脑中发生的生物化学变化与强烈的情绪有关，但这并不能证明孰先孰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然而，生物精神病学家却通常在不加讨论的基础上，认定大脑是蛋，而鸡（也就是精神障碍），就是从这个蛋里孵化出来的。②

布雷金博士还指出：

大脑中特定的生物化学状态与任何特定的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从始至终就没有被确定过。而那种认为这是一种可能性的想法太过简单化。我们所知道的是，某些生物化学的变化会增加某种活动的可能性，但这只是从最广泛的角度来说的，而且这通常基于个人预先持有的态度。③

所谓的“预先持有的态度”是指一个人预先设定的信念和随之而来的想法，这些信念和想法会改变大脑中的化学水平，并产生相应的行为。

对此，心理神经免疫学（PNI）领域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证据，证明心灵是如何控制着神经和免疫系统的。当我们思考时，我们的身体也会做出相应的反应：当一个人悲伤时，就会哭泣；当一个人性欲亢奋时，体内的荷尔蒙、神经化学物质和身体也会做出相应的反应。医生兼作家艾伦·沃特金斯（Alan Watkins）说：“（人的）每一个想法、思想和信念都会产生神经化学反应。”④ 临床心理学家理查德·本托尔（Richard Bentall）等人也同意这一观点：

心理变化总是伴随着大脑的变化。我们学习的每项新技能或每条新信息，都伴随着新神经回路的建立，从而使新的行为模式成为可能。这些变化反映了我们自身与我们所处的物理和社会环境之间的，无尽的互动。简单来说，我们的大脑在不断地重新连接。⑤

尼尔·麦克拉伦（Niall McLaren）是一位致力于推广“PNI”有效性的精神病学家，他坚持认为，人的心灵控制着人的道德执行功能，并改变着大脑：

我根据“心脑问题”的分子解决方案推导出了一个正式的心灵模型。这引出了“认知精神病学”的概念，即思维过程驱动大脑活动，而不是反过来（即大脑活动驱动思维过程），生物精神病学就是这样看待精神生活的。因此，我们可以大大减少药物的使用、住院治疗概率以及社区中精神失常的巨大负担。以前被视为“废人”的人们可以掌控自己的生活，重新过上富有成效和令人满意的生活，而且无需长期接受精神治疗。现在要做的，就是说服主流精神病学，让他们相信，他们几十年来一直在遵循的方向不会带给他们希望得到的益处。当然了，这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发生。⑥

坎迪斯·佩特（Candace Pert）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大脑生物化学研究方向的前负责人（这是神经科学领域的最高成就之一），她在《情感分子：心身医学背后的科学》（Molecules of Emotion: The Science Behind Mind-Body Medicine）一书中论述了心灵如何在身体中产生化学变化：

我们不能再认为情感的有效性低于物理和物质实体，而是必须将其视为参与将信息转化为物理现实过程的细胞信号，也就是将心灵转化为物质……我们可以通过心态释放内啡肽……我喜欢把心理现象看成把信息和智慧从非物质世界带到身体的信使，在身体里，它们通过其物理基质，也就是神经肽及其受体表现出来。⑦

神经外科医生迈克尔·埃格诺尔（Michael Egnor）也曾断言：

唯物主义者坚称我们是神经元的奴隶，没有真正的自由意志。唯物主义有不同的形式，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随着唯物主义的不足逐渐显现，每种形式都经历了由盛转衰的转变。行为主义者也曾断言，心灵即使是存在的，也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可观察到的东西，比如（刺激）输入和（行为）输出。然而，行为主义也正在衰落，因为很难否认心灵与神经科学之间的相关性。⑧

布鲁斯·李普顿博士（Dr. Bruce Lipton）还谈到了我们的感知或信念是如何改变我们的生物学状态的：

我们对环境刺激的反应确实受“感知”（perceptions）的控制，但并非我们所有学到的感知都是准确的……感知“控制”着生物学，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感知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因此，我们应该更加精准地将这些控制感知称为“信念”（beliefs）。也就是说，信念控制着我们的生物学状态。⑨

神经科学家卡罗琳·利夫（Caroline Leaf）阐述了这么一种对比：上帝充满慈爱地以“身心”的方式设计了人类的天性，这一事实能带给我们何等大的盼望，这绝不是化学物质失衡的谬论和对精神类药物依赖这样虚假无望的叙述可比拟的。“大脑是具有可塑性的（神经可塑性），并且实际上可以通过心灵来改变，这一事实，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给每个人带来切实的盼望。”⑩ 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士得出结论，认为心灵是全身神经化学物质流动和调节的执行控制者。化学物质失衡理论不仅是错误的，还具有破坏性，会让人失去盼望，而事实上，理解并接受上帝对灵魂/心理（soul/psyche）和身体的设计，是人们获得盼望和实现治愈的第一步。接受上帝的智慧，“本乎恩且因着信”与祂建立关系，并敬畏祂，这对人的灵魂和整个身体都是真正的治愈。箴言3:5-8在经文中就道出了这一真理：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百骨。

当然了，箴言3:5-8并不是在暗示：如果人们有健康问题，就是因为他们的思想不正确，这可能是成功神学的一套说辞。相反的，这段经文为我们提供了有关正常人类本性的智慧，以及上帝是如何使人类的肉体本性根据其灵命本性进行适应、改变和活化的。精神神经免疫学、表观遗传学和安慰剂/反安慰剂效应（举例说明）等领域均表明：心思/灵魂/心理（mind/soul/psyche）都会以可测量、可观察的方式改变人的身体，包括其化学物质。

化学物质失衡、大脑功能障碍和精神疾病遗传学理论的存在，是为了在还原论/唯物主义世界观中解释人类的非物质本质，即所谓的灵魂/心灵，而不是因为这些假设已被证实或基于客观证据。精神病学家莎莉·萨特尔（Sally Satel）和心理学家利连菲尔德（Lilienfeld）就“二元性理论”写道：“作为超自然领域的一部分，非物质的灵魂和超验的上帝不适用于科学工具。因此，这种策略在科学上是个死胡同。”⑪ 坎迪斯·佩特博士（Dr. Candace Pert）对此也表示赞同：

如果说心理因素对身体健康和疾病的影响受到质疑，那么认为灵魂（psyche这一词的直译）可能很重要的说法则被认为是荒谬至极的。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神秘领域，自十七世纪以来，科学家们一直被正式禁止涉足这个领域。⑫

同样的，精神病学家艾伦·弗朗西斯（Allen Frances）也说：

新的大脑生物学将解释以前被认为属于哲学家和神学家的抽象领域的行为。或许我们不可能探究到人类灵魂的深处，但我们应该可以弄清人类大脑的结构规格和电连接。⑬

虽然世俗主义者看似拒绝接受有关灵魂以及道德/精神本质的说法，但实际上，他们只是试图将人类的这些现实简化为生理学的解释。然而，科学调查和各种方法无法接近或研究灵魂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人性的这一方面就是不真实的。这种立场是维持科学主义/唯物主义的必要条件，它假定物质领域是唯一的现实，形而上学的现实只能被认为是由物理过程引起的。

但事实是，心理过程并不存在化学原因。不仅化学物质失衡理论是错误的，唯物主义哲学和更广泛的进化论信仰也是错误的。科学研究不断揭示出人性中的一种“力量”或“灵”（force or ghost），它是形而上学的，并且支配着物理本质，而不是相反的。虽然科学无法观察到这种灵界的现实（spiritual reality），但人性显然由身体和灵魂/心理（both body and soul/psyche）组成的。因此，正确的观点不是说身体的变化、疾病和异常会导致特定的心理过程。相反的，一种更符合实证研究和《圣经》的观点是，心思/灵魂/心理（mind/soul/psyche）按照上帝的设计为人服务：管理个人的意志和身体。因此，上帝希望由圣灵掌管人的思想，而不是由所谓的，可改变思想或操控思想的化学物质或物理物质来进行掌控，这就不足为奇了（以弗所书5:18）。

附录：
① Caroline Leaf, Switch on Your Brain: The Key to Peak Happiness, Thinking, and Health (Grand Rapids: Baker Books, 2013), 20.
② Breggin, Toxic Psychiatry, 144; 112-113.
③ 同上，142页。
④ Watkins, Mind-Body Medicine, 3.
⑤ Richard Bentall, Madness Explained: Psychosis and Human Nature (New York: Penguin, 2003), 160.
⑥ Niall McLaren, http://www.niallmclaren.com/biography.html.
⑦ Pert, Molecules of Emotion, 189; 311.
⑧ Michael Egnor, “More Than Material Minds,” Christianity Today Online (September 14, 2018): https://www. christianitytoday.com/ct/ 2018/september-web-only/more-than-material-minds-neuroscience-souls.html.
⑨ Bruce H. Lipton, The Biology of Belief: Unleashing the Power of Consciousness, Matter & Miracles (New York: Hay House, 2005), 105
⑩ Caroline Leaf, Switch on Your Brain: The Key to Peak Happiness, Thinking, and Health (Grand Rapids: Baker, 2013), 22.
⑪ Sally Satel and Scott Lilienfeld, Brainwashed: The Seductive Appeal of Mindless Neuroscience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3), 130.
⑫ Pert, Molecules of Emotion, 18.
⑬ Frances, Saving Normal, 125.

没有什么比不欺骗自己更难的了。①

——德国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关于化学物质失衡理论，另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是：尽管有压倒性数量的实证证据，但还是有人选择相信这个理论是真实可信的，事实上，根据精神病学的定义，这些人可能得了妄想症（delusion）。美国精神病协会（APA）在其DSM-5中将妄想症定义为：

一种基于对外部现实的错误推断而产生的错误信念，不管所有其他人怎么想，也不管构成反对这一信念的证明或证据有多么无可争议和一目了然，仍笃信不疑。②

其他医学期刊也指出了同样的特点：

根据定义，妄想是指那种无法通过推理而得到纠正的坚定的错误观念，妄想与患者的教育和文化背景不符。妄想也可被视为一种适应压力的方式，可能具有隐喻或象征功能，患者可在其中描绘自己的问题和经历。③

继续相信化学物质失衡理论，就等于否定了具有压倒性的、无可争议的证据，否定了众多著名科学家、研究人员和精神病学家明确的研究结论。可以这么说，如果DSM-5对精神疾病/妄想的定义是一致可信的，那么故意拒绝那么多明确的证据，且仍旧相信化学物质失衡理论是真实可信的，这样的人就是得了妄想症，因此可算为患有精神疾病或精神障碍。从理论上讲，美国精神病协会（APA）可以根据“化学物质失衡妄想”创建出一种全新的心理障碍，并称之为“化学物质失衡信念障碍”（Chemical Imbalance Belief Disorder, CIBD）。这样，如果有人相信这种错误的推理方式，并持续加以应用，那么那些相信化学物质失衡理论的人，就可能被认为患有CIBD，而这一心理障碍本身就是由化学物质失衡引起的。

接受化学物质失衡理论不仅为服用危险的神经退行性药物敞开了大门，而且接受这一错误理论还会对自己和其他需要得到帮助的人产生错误且具有破坏性的看法。除了能制造出一个虚假的身份和看似毫无指望的处境外，将化学物质失衡理论视为正确理论加以接受，这还会经常损害、扰乱和摧毁个人的生活，并让许多人错误地相信：他们必须依赖那些只会损害他们的身体，而不会带来任何治愈的化学物质。简而言之，化学物质失衡理论是一种妄想，它损害和摧毁了人们的生活，让他们在根本不需要绝望的时候，感到绝望。

附录：
① Ludwig Wittgenstein, Culture and Value (Vermischte Bemerkungen) translated by Peter Winch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34e.
② APA, DSM-5, 819.
③ Tarun Yadav, Yatan Pal Singh Balhara, and Dinesh Kumar Kataria, “Pseudocyesis Versus Delusion of Pregnancy: Differential Diagnoses to be Kept in Mind,” Indian Journal of Psychological Medicine 34, no. 1 (Jan.-Mar. 2012): 82–84.

我们还没有任何有关精神病学诊断的病因证据或生理机制证据……近几十年来，我们并不乏所谓的精神疾病生物化学失衡的说法。尽管这些尝试都很努力，但没有一个被证明是正确的。不仅如此，每一起被认为确实发现了这种失衡的事件，后来都被证明是错误的。①

——哈佛大学医学院临床精神病学教授约瑟夫·格伦穆伦（Joseph Glenmullen）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大型制药公司、许多精神病学家以及许多被药厂销售代表误导了的医生，都在大肆散播化学物质失衡理论，并将其视为铁一般的科学事实。即使该理论已被科学证明是错误的，许多人仍继续散布这一谎言，以至于对该理论的“信仰”在社会上普遍存在。但是，考虑到众多权威医学专家对该理论的谴责和现有的无可否认的科学证据，现在早已到了揭露这一过时的推测性假说是骗局，并且将其彻底抛弃的时候了。如果有哪个个人或社群不顾明确的实证证据，仍旧继续接受这种谬论，那就是得了妄想症。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不再需要继续猜测导致人类精神痛苦或挣扎的原因，因为《圣经》对人性作出了可靠而有效的解释。事实上，《圣经》和科学都指出，心灵（人的属灵本性）是身体的执行控制者，而不是相反。改变的力量在于圣灵的工作，而不是化学合成物或其他物质疗法。事实上，这种改变和恢复的过程并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实现改变的灵丹妙药。相反的，它是一个贯穿人一生的，心理和行为渐进改变的过程。

盲目笃信化学物质失衡理论不仅是一种妄想，更是对埃米尔·克雷佩林所创建的哲学信仰体系的信靠。与之相反，相信《圣经》对人性所作出的描述和解释，则是将一个人的信心放置于拯救和治愈的盼望之上，也就是耶稣基督，这是一个得到了科学支持的立场。话虽至此，所有希望为自己的心理挣扎找到解释和治疗方法的人，都必须把其信心放置在一个“权柄”之上，他们要么接受不可否认的事实，要么陷入妄想而不可自拔。

附录：
① Joseph Glenmullen, Prozac Backlash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00), 192-93.

1. Abramson, John. Overdosed America: The Broken Promise of American Medicine. New York: Harper, 2005.
2.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5th ed.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iatric Publishing, 2013. 
3. _____. Diagnostic Criteria from the DSM-IV-TR.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00.
4. Andreasen, Nancy. The Broken Brain: The Biological Revolution in Psychiatry.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84.
5. Angell, Marcia. The Truth about the Drug Companies: How They Deceive Us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5.
6. Bentall, Richard. Madness Explained: Psychosis and Human Nature. New York: Penguin, 2003.
7. Berger II, Daniel. Mental Illness: The Influence of Nurture. Taylors, SC: Alethia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 2016.
8. _____ . Mental Illness: The Necessity for Dependence. Taylors, SC: Alethia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 2016.
9. _____ . Mental Illness: The Necessity for Faith and Authority. Taylors, SC: Alethia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 2016.
10. _____ . Mental Illness: The Reality of the Physical Nature. Taylors, SC: Alethia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 2016.
11. _____ . Mental Illness: The Reality of the Spiritual Nature. Taylors, SC: Alethia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 2016.
12. _____ . Rethinking Depression: not a Sickness not a Sin. Alethia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 2019.
13. _____ . The Insanity of Madness: Defining Mental Illness. Taylors, SC: Alethia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 2018.
14. Breggin, Peter. Psychiatric Drug Withdrawal. New York: Springer Publishing Company, 2013.
15. _____. The Anti-Depressant Fact Book: What your Doctors Won’t Tell you about Prozac, Zoloft, Paxil, Celexa, and Luvox. Cambridge, MA: Da Capo Press, 2001.
16. _____. Toxic Psychiatr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1.
17.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Wheaton: Good News, 2001.
18. Frances, Allen. Saving Normal: An Insider’s Revolt against Out-of-Control Psychiatric Diagnosis, DSM-5, Big Pharma, and the Medicalization of Ordinary Life.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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