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斯（Bruce）是一位40岁左右的病人，他来找我寻求辅导是因为他之前被诊断为慢性精神分裂症，需要维持用药。从医学的角度来看，他的确有一些问题，包括2型糖尿病和吸烟成瘾。他整个人看起来很稳定，有一份不错的工作。事实上，如果他没有告诉我之前的诊断，我可能根本就不会觉得他有精神分裂症。他似乎与现实联结地非常紧密，可以非常正常地处理各种问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我们帮助他处理医疗方面的问题时，我有机会向他了解更多他是如何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的。他告诉我，他从20多岁起就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了。他那时经历了一段精神错乱（或者说产生妄想）的时期，最终入院接受治疗。然后，他通常会在住院一周或更长的一段时间后离开医院，并最终停止服药。

他最后得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吃药要比持续住院容易多了。我随后问他，如果他停止服药会发生什么。他回答说，如果停止服药，那他迟早都会再次出现幻觉。事实上，他之前就已经尝试过停药了，但之前的几次停药都出现了同样的结果。

精神分裂症的复杂性

我想，精神分裂症之所以成为圣经辅导员之间颇具争议的一个话题，原因应该是：这种精神类疾病将个体的思想和行为认定为一种医学方面的问题。圣经辅导员的担忧是，如果《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DSM-5）中的某个精神障碍被定性为医学方面的问题（即疾病），那么我们将不得不把所有DSM-5中的精神障碍都定性为可以用药物加以治疗的疾病。但平心而论，这是把一个异常繁复的问题看得过于简单了，事实上这么做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

作为一名医生，我已经从事医疗工作将近五十年了，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我也一直从事着圣经辅导类的事工。在此期间，我也遇到过、治疗过、辅导过、照看过那些有时看起来似乎与现实脱节的人。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人是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们家离印第安纳波利斯的中央州立医院只有几个街区的距离，我们经常会从医院经过。我仍记得那时我会看到医院里的病人站在高高的栅栏后面。我当时非常好奇，他们为什么会待在那里。

当我在医学院非常直接地面对有关精神分裂症的现实时，我终于找到了上面那个问题的答案。在我三年级的时候，我被分配到医院的精神科进行轮换实习。那时我是两名低年级学生中的一个，我们二人分头照看病房里的病人。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更像是他们的主治医生，尽管有一名全职医生会对我们进行适度督导。但在大多数情况里，我们都会向那里的护士请教，因为她们比我们更清楚应该如何处理各种情况。

在我分到的那一组病人中，有多名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在他们几位当中，至少有一个人认为他是施洗约翰，另一位则认为他是耶稣。他们两位的幻觉居然碰巧凑到一起了！他们主要接受的治疗方式是服用镇静剂氯丙嗪，并与心理学家或社会工作者进行交谈。这些病人通常在我们这里待不到一周的时间，然后会回到街头。当他们离开时，通常会停止用药，然后过不了多久，他们又会因为同样的妄想问题返回到医疗中心。整个过程看起来就像是在做无用功一样。

在我开始行医后，我陆陆续续地遇到了一些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的男男女女。他们有的来到我的诊所，我会在急诊室与他们见面。每次我都会尽我所能地为他们提供医疗上的帮助。作为一名基督徒，我也想尽力为他们提供一些辅导，但有时似乎根本就没有什么效果。理性似乎丝毫都撼动不了他们的妄想。我就是无法说服那些认为自己是施洗约翰的人相信他们的妄想不是真实的。

目前医学对精神分裂症的理解

对于圣经辅导运动中的人来说，精神分裂症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难解之谜。有时候，如果我们看到一个人的行为有问题，特别是那些会让人感到厌恶的行为时，我们很难想象得到，这种问题行为居然能和身体的某种疾病有关。关于精神分裂症的病因以及如何才能最好地照顾那些精神分裂症患者，人们持有各种不同的意见。事实上，这些分歧从最基本的层面就开始了，即精神分裂症到底是一种基于大脑的疾病，还是一种属灵的问题？抑或是介于大脑疾病和属灵问题这二者之间的某种问题？

大多数圣经辅导员都认为，如果要将某种问题定性为疾病（包括精神分裂症），按照标准，那么就一定要有明确的病理学特征。换句话说，如果要把一系列的症状、情绪特征、特定的思想或行为一并打包并定性为某种疾病的话，那么个体在生理上也应该产生一种可改变其功能的变化。并且我们应该能够观察到这类变化，并将其记录下来。

但需要我们记住的一点是：虽然所有疾病都是由相应的病理变化导致的，但有时我们可能无法证明这种病理学上的变化。比如，像偏头痛之类的问题，尽管我们还没有完全理解导致偏头痛的大脑病理机制，但大多数医生均认为这无疑是一种疾病。时至今日，精神分裂症在医学上也处于同样的一种位置。大多数医疗专家和研究人员都会说这是一种大脑疾病。在过去十年中，我们在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大脑中发现了越来越多的生理差异。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其中的一些发现。

精神分裂症的定义

首先，了解精神分裂症的诊断标准非常重要。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在那些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的病人中，有高达50%的人实际上并不符合精神分裂症的诊断标准。①要符合诊断标准，一个人必须至少经历或表现出以下症状中的两种，其中一种必须是以下所列的前三项之一：妄想、幻觉、言语和思维紊乱、严重紊乱或紧张症状行为以及消极症状，如情感表达减弱或思考能力下降。②所出现的症状必须持续一个月或以上时间。

遗传学的作用

当我们在寻找精神分裂症的病因时，遗传学的作用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重要方面。当前，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ies）的进展已经在我们的DNA中发现了一百个遗传区域或基因位点，这些遗传区域或基因位点与精神分裂症相关症状的发病风险有关。一个基因缺陷会使患此病的风险增加到30%或40%。那些具有这种特定基因变异的人的情况，与那些携带阿尔茨海默氏病基因的人的处境非常相似——他们都面临着发病风险的增加。③

尽管遗传因素似乎在精神分裂症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它似乎并不是唯一的病因，不像亨廷顿病的情况（亨廷顿病是一种毁灭性的退行性大脑疾病），在亨廷顿病中，遗传因素是其致病的唯一原因。同卵双生子同时患有精神分裂症的概率是50%，而不是100%。④如果在母亲怀孕期间和婴儿出生前后出现了一些生理方面的问题，这似乎会使新生儿患精神分裂症的风险五倍高于正常生育的孩子。⑤

免疫系统的作用

在有关精神分裂症的研究中，最有趣的部分要属免疫系统在精神分裂症中的潜在作用了。如果影响人类免疫系统的补体系统（补体C4）的基因发生变化，这似乎会导致大脑中的连接结构——突触被破坏或修剪的可能性增大。⑥在2016年的一项大型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了一个可能会影响C4的基因缺陷。⑦这项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些证据，而这些证据表明——一个可损伤大脑的生物过程与精神分裂症的症状有关。当然了，这种损伤的过程也已经被非常客观且科学地记录了下来。

在过去的一年里，关于这个主题已经有几篇比较有趣的研究论文和案例报告被书写并发表了出来。我发现其中的一项研究特别有意思，该研究将遗传学和病理学之间的一些研究点联系了起来。这篇案例报道发表在了《精神病学时报》（The Psychiatric Times）上，其中记录了两个因白血病而需要进行骨髓移植的患者的病史。⑧在其中的一个案例中，病人从他的一位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兄弟或姐妹那里接受骨髓移植。术后，虽然他的白血病被治愈了，但却出现了精神分裂症的症状。在第二个案例中，一位患有精神分裂症的病人从一个没有精神分裂症的人那里接受了骨髓移植。结果他的白血病和精神分裂症都被同时治愈了。

该病例研究说明了什么？我们都知道，骨髓移植手术需要替换掉病人现有的骨髓。异常的骨髓细胞是癌症的来源，⑨那么为了治愈癌症，旧的异变的骨髓就必须被替换掉。从本质上讲，个体通过骨髓移植手术实际上是接受了整个免疫系统的移植。结合上述的病例研究，很可能的情况是，精神分裂症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与其他影响大脑的自身免疫性疾病相似。

还有一些对大脑会产生影响的自身免疫性疾病是可治愈的。⑩如果精神分裂症是由一种攻击大脑组织的免疫性疾病引起的，那么就有很大的可能性对其进行检测并最终将其治愈。目前来看，精神分裂症与阿尔茨海默氏病的处境类似，即我们虽然对其病理学有越来越深入的了解，但我们仍需努力研发可治愈这两种疾病的药物。

物质滥用的后果

我们需要牢记的是，精神病和精神分裂症并不总是一回事。事实上，其他的一些医学问题也可能会导致患者产生现实脱节、妄想以及听到和看到别人无法察觉的东西等症状。就像非甾体类抗炎药萘普生（naproxen），⑪即使是这样公认对人体并无大碍的药，也被认为会引起易感人群的幻觉和精神病症状。更常见的一种现象是，处方类安非他明药物也会引起一些病人的类精神病症状。许多药物都有可能导致易感人群的意识改变和产生类精神病的症状。如果有人出现了幻觉或妄想，那就应该立即就医评估。

除了正规的处方药外，使用毒品也可能导致类精神病的症状。比如可卡因、冰毒、阿片类药物、酒精和大麻等。⑫这些毒品的主要问题是，经常使用它们会让人上瘾并形成不良习惯。许多毒品都有使易受影响的个体进入一种精神错乱的状态。

因有许多人在极力推动大麻在医疗和娱乐用途方面的合法化，这使得大麻成为众多出版物的热门主题。而问题在于，目前还没有足够的研究能证明大麻的医疗价值，尤其是针对“难治性癫痫发作”（intractable seizure disorders）和化疗引起的恶心问题。当然了，这并不是说大麻没有任何的医疗作用，而是说目前还没有足够且充分的研究证据能使我们相信，使用大麻的益处要大过风险。本书的另一章将详细论述这个问题，我们在这里只需要再讨论一点即可。

伴随着有关大麻的法律法规及我们对大麻的观点的转变，有一种现象似乎变得越来越清楚——社会中大麻使用量的增加与精神分裂症发病率的上升，这两者之间有明显的联系。在过去的五年里，我几乎读遍了所有患有精神分裂症的知名人士的传记或回忆录。其中的一个共同点是，大麻在这些与精神分裂症抗争的人的生活中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请大家记住，不是每个吸食大麻的人都会患上精神分裂症。但与使用大麻相关的发病率的增加使得人们开始认为——使用大麻是患上精神分裂症的一个风险因素。⑬即使没有其他的原因，人们也应该因为患精神分裂症会导致个体的生活发生重大改变这一事实而对大麻“敬而远之”。⑭

大脑的差异

在对死后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大脑进行的实验表明，他们的大脑与常人的大脑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这些差异可能导致了他们生前的大脑功能异常。研究人员发现，在与逻辑思维有关的大脑重要区域，神经元的树突棘的数量较少。⑮而在正常人的大脑中，是看不到这种现象的。大脑组织的变化通常会被认为是病理性的，从这一点看，似乎精神分裂症可被划定为一种脑部疾病。⑯

大脑扫描也经常被用于检查目前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人的大脑是否与常人的大脑存在着差异。人们往往很容易对大脑扫描在支持心理诊断的方式的应用方面持批评的态度，我个人也持此态度。对于那些有兴趣阅读更多关于“脑扫描陷阱”的读者，请参阅萨利·萨特尔（Sally Satel）的《被洗脑：无意识神经科学的诱惑力》（Brainwashed: The Seductive Appeal of Mindless Neuroscience）一文。⑰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大脑扫描技术也已得到了改善，该技术所提供信息的质量也得到了提升。如今的分子成像技术（molecular imaging）就能使研究人员观察到活体人脑内的物质浓度。例如，已有一些研究比较了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大脑与对照组受试者的大脑中的多巴胺浓度。⑱

分子成像技术显示，与正常的对照组受试者的大脑相比，有精神病症状的被试大脑中的多巴胺的水平较高。这一发现与那些因服用安非他明类药物而发展成精神病的人的情况是一致的。⑲对那些精神分裂症患者来说，情况也是如此。在那些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人的大脑中，多巴胺水平的升高与精神病症状的严重程度呈正相关。⑳虽然这些研究并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有精神病症状的患者大脑的多巴胺水平会升高，但这类研究确实提供了一种较为客观的方法，可用来确定那些有精神分裂症症状的人的大脑有什么样的异常。大脑扫描所发现的异常似乎与思维能力出现问题有关。对于有精神分裂症症状的青少年而言，思维能力受损要比幻觉和妄想出现得更早。同样是在青少年精神分裂症的患者身上发现的一个现象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大脑扫描显示他们的脑组织也发生了改变。他们注意到，认知或思维问题似乎与大脑灰质区域的显著损失有关。㉑

最后一个可观测到的信息来自于电生理学研究中的大脑波的模式。研究人员发现，正常人的伽马脑波活动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不同。㉒这些差异被认为是伴随着大脑受损而出现的（或是由大脑受损引起），这也导致患者的思维能力下降。

目前针对精神分裂症的药物和心理治疗方法

目前针对精神分裂症的药物治疗主要以减轻精神病症状为主。大多数治疗精神分裂症的药物会通过阻断大脑中的多巴胺D2受体来减少多巴胺的“负面作用”，因为多巴胺似乎与精神病症状有许多联系。这些药物的作用如今可以通过大脑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T）技术观察到，该扫描技术可以测量受体部位发生的阻断情况。为了减轻精神病的症状，需要实现60%的阻断水平，但80%的阻断效应会导致副作用的发生。㉓

事实上，我们可以观察到大脑被药物阻断的功能区域，并可以观察到什么水平的阻断效应可以阻止精神病的症状。但这其实也是另一种可测量的信息，用来支持将精神分裂症归类为脑部疾病。

虽然目前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的药物可以帮助患者减轻精神病症状，但这些药物却对伴随着精神分裂出现的认知能力下降无能为力。此外，约三分之一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的患者对多巴胺受体阻断药物没有反应。然而，这些患者可能会受益于其他药物。

还有一项研究指出，对那些因患有精神分裂症而出现了各种精神病症状的患者来说，接受辅导是大有益处的。然而，这项研究并没有指出所使用的是哪种辅导方法，而只是表明：接受心理辅导，有助于精神分裂症患者更好地理解和应对他们的精神病发作问题。

关于精神分裂症当前医学理解的总结思考

那么，我们可以从这些研究中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其实我们刚刚已经讨论了几个比较重要的观点了，我想这些观点会使我们大多数人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即精神分裂症是一种脑部疾病，或者至少具有显著的医学（或生理）因素。与此同时，遗传缺陷与免疫系统之间的关联似乎为发生在大脑中的损害提供了一种“富有前景”的解释，比如，这种关联可能会让我们通过血液测试的方式来验证精神分裂症的诊断是否准确，并可能孕育更为有效的治疗方法。

如今的大脑扫描技术可以测量脑部多巴胺的活动情况，这也为精神分裂症所表现出的精神病症状提供了一种解释。同时，对死后精神分裂症患者大脑的解剖报告也证实了——在他们的大脑中，确实存在着一个具有持续破坏性的脑部疾病。所有这些信息均表明了——精神分裂症是一种脑部的疾病过程，在医生圈里，很少有人会对此持反对意见。尽管如此，精神分裂症的症状原因仍没有被非常明确地“定位”出来。但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必须承认——大量的研究表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大脑存在着病理性的异变。㉔

应对精神分裂症的圣经辅导方法

对于像我们这样既在开展圣经辅导事工，同时又是医疗体系的从业者来说，我们需要以谨慎和谦卑的态度去服侍那些备受精神分裂症折磨的人，为他们提供关爱和辅导。由于目前没有人能够非常明确地确定精神分裂症的病因和治疗方法，因此我想我们也应该谦卑地承认：“我不知道”。除此以外，我们也应该收起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批判。在这种情况下，我想我们都需要牢记雅各书2章12至13节的教导：“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这律法说话行事。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换言之，在不清不楚的情况下不要妄下判断，以免使我们变得像约伯的朋友们一样，试图“逼他就范”（他们以为约伯是因为犯罪而招致了神的惩罚，因而想强迫他向神认罪）。

扶助软弱的人

圣经辅导员应当以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4节的态度来为那些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的个体提供辅导：“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

扶助软弱的人，首先要认真地倾听，借此判断辅导对象是否对人、地点和时间有清晰的认知。我知道有些人可能对此会不同意我的看法，但如果某人出现了幻觉或妄想，我就无法给他们提供良好的辅导。这样的人可能更需要医疗关怀人员的介入。

扶助软弱的人的下一个重要步骤是：要确定他们是否是自愿前来接受辅导的（抑或是被强迫过来的）。在辅导过程中，动机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辅导对象只是为了满足其家人或法院的要求，即因为想要避免任何具有威胁性的后果才来接受辅导的话，那么辅导成功的可能性就会降低。如果你现在的辅导对象刚好就属于这种情况，不要灰心，也不要把这样的情况当做你不去尽力辅导的理由。但如果你们之间的辅导关系似乎陷入了僵局时，心里知道有这样的“潜台词”总是好的（即知道他/她并不是自愿前来接受辅导的，因而辅导的效果很可能会不尽人意）。

在圣经辅导界，通常我们认为——如果想要让辅导对象在我们的辅导中受益最多，那么他们就必须是信徒。因为如果没有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任何人都无法遵行《圣经》的命令。但如果被辅导者不是“罗马书10章9节”意义上的基督徒（即口里承认，心里相信），那么在很大程度上，这样的辅导就是在传福音。这需要我们在分享福音的同时，要引导我们所辅导的人认识福音，这福音可以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巨大的改变。

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的个体需要理解以弗所书那里所定义的“渐进成圣”（progressive sanctification）的教义，㉕并在这个教义上有所长进。我九岁就成了基督徒，但在我学习圣经辅导以前（也就是信主30年后），我都不敢说我完全理解了这个教义。我猜想大多数前来寻求辅导的人都和我一样，对这一教义并不了解。

至关重要的一点是，无论是作为辅导员的我们，还是作为被辅导者的他们，都不能把精神分裂症的诊断作为不去学习和不能改变的借口。精神分裂症不是“无知”的代名词。其实我们只需要了解著名数学家约翰·纳什（John Nash）的生平故事，就能很好地理解这一点了。小说及电影《美丽心灵》（A Beautiful Mind）讲述的就是这位著名数学家的故事。㉖事实上，许多（甚至可以说大多数）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的人都可以继续学习和成长。我们还应该避免为他们生活中被《圣经》明确定义为罪的行为找借口。如果我们为那些《圣经》明确定义为罪的行为开脱辩护，那将对这个信徒没有任何的好处。事实上，我们有可能会犯哥林多教会当时所犯的错，即包容和放纵了一位年轻信徒活在罪的里面（林前5:1-13），这其实是害了他。在我们辅导的过程中，要避免犯这样的错误。

和我们所有人都需要接受辅导一样，那些与精神分裂症抗争的人们也需要得到及时的辅导。他们必须学会如何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处理愤怒、忧虑、沟通、解决问题和做决定等事宜；也必须学会如何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履行作为丈夫、妻子、父母、儿女、兄弟或姐妹的责任和角色。他们中的许多人需要就业，需要学习一门手艺或接受进一步的教育，以便能够工作和养活自己。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实现这样的人生目标。

与任何正在挣扎的人一样，他们有时需要得到帮助，以获得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如食物、衣服和住处。他们极度需要群体生活。教会应该成为一个既能知道他们有这样的需求，也能帮助他们满足这样的需求的地方。在教会的大家庭中，他们需要领受适宜的、基于《圣经》的教导和分享，使他们能像新生婴儿一样被喂养和成长起来。同时，需要辅导他们，以便引导他们在《圣经》中找到盼望，这盼望适用于所有的慢性疾病，包括精神分裂症。他们还将需要找到一个能引导他们远离绝望之境的生命目标。而对任何信徒来说，这个生命的目标可以在哥林多前书10章31节那里找到，保罗在那里提醒我们，无论我们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做！

警戒不守规矩的人

当我们在为那些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的人提供辅导时，我们需要以加拉太书6章1至2节的态度来对待我们（在他们的身上）所看到的任何的罪：“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各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在提摩太后书2章24至26节中，保罗也说了同样的话，他告诉我们要“用温柔劝戒那抵挡的人”，以希望他们能认罪悔改，明白《圣经》真理。罪需要被警戒和规劝，但总要以温柔的灵去做这样的事，尤其是当他们所犯的罪似乎与由精神分裂症所引起的、身体上的不足和缺陷有关的时候，就更要如此了。

耐心地勉励那些灰心的人

当我们为这些同在基督里的弟兄姊妹及他们的家人提供辅导时，我们会发现，他们亟需得到勉励。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家人不应为他们的孩子患有精神分裂症而过分自责。从医学的角度来看，他们不太可能与此有什么关系。似乎我们所做的相关研究越多，这一点就越能得到证实。与此同时，如果他们的孩子确实做了一些《圣经》明确定性为“罪”的事情，我们也应该鼓励他们不要为孩子的罪行找借口，因为这样做对他们和他们的孩子都没有好处。

也许在帮助精神分裂症患者及其家庭时，任何辅导员所拥有的最为珍贵的品质就是耐心。在辅导精神分裂症患者时，即使他们的生活在辅导员看来毫无意义，辅导员也需要耐心地倾听。同样的，当你试图帮助你的辅导对象认识到——获得良好的医疗护理可能最符合他们的利益时，也需要足够的耐心，就像我的病人布鲁斯的情况一样。在为精神分裂症患者提供辅导的过程中（这个过程通常是非常漫长且时常充满着挑战的），至关重要的是要把辅导对象看作是一个需要得到帮助的信徒，即他需要得到帮助，以实现成长和改变，变得更像基督，这样他们就可以把荣耀神作为他们生命的首要任务。

结论

我们一开始就讨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精神分裂症到底是一个属灵的问题，还是一个医学的问题，即某种大脑疾病引发了精神分裂症的症状。事实上，我们并不是第一个想努力解决这个问题的人。弗洛伊德也曾思考过这个问题，但他最终认为精神分裂症是个体生活中未解决的冲突的结果，通常是与父母有关的冲突。对他来说，精神分裂症是一个关于“选择”和“行为”的问题。㉗相比之下，德国医生艾米尔·克雷派林（Emil Kraepelin）于1896年就将精神分裂症确定为一种独特的疾病，认为精神分裂症是一种生物学上的大脑紊乱，无法被治愈或治疗。㉘他们二位都没能非常成功地治疗和照顾好他们患有精神分裂症的病人。

那么，根据我们以上所探讨的研究结果，关于精神分裂症的病因以及如何才能最好地照顾那些患者，我们能得出哪些结论呢？首先，似乎有越来越多的医学证据支持这样的观点，即精神分裂症是一种基于大脑的疾病。事实上，很少有医生会持有不同意见。与此同时，正如我们上面所提及的，精神分裂症经常被“过度诊断”。此外，药物滥用（吸毒）和其他疾病引起的类精神病症状当然也可能会被误诊为精神分裂症。

其次，我们对精神分裂症了解得越多，就越会觉得它更像是一个带有属灵影响的疾病问题。许多在圣经辅导运动圈子以内或以外的人可能并不同意这一观点。对此我也承认，目前的这个答案并不绝对准确。

作为一名医生和圣经辅导员，我相信精神分裂症终将会被证明是一个医学方面的问题，并最终会找到相应的治疗方法。这只是我的观点，尽管我确实相信这个观点是建立在越来越多的研究结果之上的。目前，对精神分裂症所引起的精神病类症状的治疗方法对许多患者来说都是有帮助的（尽管不是对所有人都有帮助）。同时，我们需要记住的是，那些与精神分裂症症状作斗争的个体需要来自《圣经》的关怀，正如所有患有慢性疾病的人一样。

去年冬天，我在一门研究生的辅导课程上讲授了这一主题，在那期间，我不得不面对《圣经》在应对这类问题上的“全备性”（sufficiency）这一难题。我记得我在酒店房间里花了整整一个晚上，试图仔细地表述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以及我认为《圣经》所说的是什么，以备第二天上课的时候讲。我最终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今天早上我在这里作证，我绝对相信，我们的那位完全充足及超越一切的救主，已经在《圣经》中给了我们足够多的神的话语，来帮助那些与精神分裂症抗争的人。我也相信，神同时赐下了医生和药物这一“普遍恩典”，并以此来为《圣经》并没有提及的身体方面的挑战提供帮助和安慰。

给辅导员的一句话

你是否辅导和帮助过一个与现实脱节并产生幻觉的人？你当时是如何反应的？当你在辅导和帮助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人时，是否有某个医生可以让你向他/她咨询相关意见和信息？

给被辅导者及其家人的一句话

神在祂的话语中应许我们——祂将带领我们度过最艰难的处境。你是否也愿意依靠祂的恩典来度过精神分裂症的难关呢？

附录；
① 切尔西·库尔特（Chelsey Coulter）, 克里斯塔·K·贝克（Krista K. Baker）和拉塞尔·L·马戈利斯（Russell L. Margolis）, 《疑似近期发病的精神分裂症的专门咨询：诊断的明确性以及焦虑与幻听的扭曲性影响》（“Specialized Consultation for Suspected Recent-onset Schizophrenia: Diagnostic Clarity and the Distorting Impact of Anxiety and Reported Auditory Hallucinations,”），《精神病学实践》（Journal of Psychiatric Practice）25, no. 2 (2019年3月): 78–81, https://doi.org/10.1097/PRA.0000000000000363.
② 罗伯特·A·麦考特森（Robert A. McCutcheon）, 蒂亚戈·赖斯·马克斯（Tiago Reis Marques）, 奥利弗·D·豪斯（Oliver D. Howes）, 《精神分裂症概述》（“Schizophrenia—An Overview,” ），《美国医学会精神病学杂志》（JAMA Psychiatry）77, no. 2 (2020): 201–210. 更完整的标准版本可以在《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第五版中找到。(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3), 99–105.
③ 麦库切恩（McCutcheon）、马克斯（Marques）和豪斯（Howes）, 《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 ）， 202.
④ M麦库切恩（McCutcheon）、马克斯（Marques）和豪斯（Howes）, 《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 ），202.
⑤ 麦库切恩（McCutcheon）、马克斯（Marques）和豪斯（Howes）, 《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 ）， 201.
⑥ 麦库切恩（McCutcheon）、马克斯（Marques）和豪斯（Howes）, 《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 ），203–4.
⑦ 阿斯温·塞卡（Aswin Sekar）等人，《补体成分4的复杂变异带来的精神分裂症风险》 （“Schizophrenia Risk from Complex Variation of Complement Component 4,”），《自然》（Nature）, 530 (2016): 177–83, https://doi.org/10.1038/nature16549.
⑧ Brian Miller, “Immunotherapy as Personalized Medicine for Schizophrenia?” 《精神病学时报》（The Psychiatric Times），36, no. 2 (20192月28日), https://www.psychiatrictimes.com/view/immunotherapy-personalized-medicine-schizophrenia.
⑨ 译者注：白血病是一种癌症。白血病是一组影响骨髓和淋巴系统的癌症，导致体内白血球（主要负责抵抗感染的免疫细胞）异常增多。
⑩ 何塞普·达尔莫（Josep Dalmau）等人,《为神经科医生和精神科医生提供的关于抗NMDA受体脑炎的最新信息： 机制和模型》（“An Update on Anti-NMDA Receptor Encephalitis for Neurologists and Psychiatrists: Mechanisms and Models,” ）《柳叶刀》（Lancet）18, no. 11 (2019年11月): 1045–57, https://doi.org/10.1016/S1474-4422(19)30244-3.
⑪ 译者注：非甾体抗炎药（NSAIDs，Nonsteroidal Anti-Inflammatory Drugs）是一类广泛应用于治疗炎症、缓解疼痛和降低发热的药物。它们的作用机制是抑制一种名为环氧酶（COX）的酶，从而降低前列腺素的产生。
⑫ 《常用药物图表》（“Commonly Used Drugs Charts,”），《国家药物滥用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n Drug Abuse）, 最后更新于2020年8月20日, https://nida.nih.gov/research-topics/commonly-used-drugs-charts.
⑬ 伊登·埃文斯（A. Eden Evins）等人, 《使用大麻是否会增加患精神分裂症的风险？》（“Does Using Marijuana Increase the Risk for Developing Schizophrenia?”），《临床精神病学杂志》（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iatry）74, no. 4 (2013年4月), https://doi.org/10.4088/ JCP.12012tx2c.
⑭ 薛伟达·帕特尔（Shweta Patel）等人,《使用大麻和精神分裂症之间的关系：是因果关系还是治疗关系？一个系统性的回顾》（“The Association Between Cannabis Use and Schizophrenia: Causative or Curative? A Systematic Review,”），《库里斯》（Cureus）12, no. 7 (2020年7月), https://doi. org/10.7759/cureus.9309.
⑮ 译者注：树突表面有许多小突起，这些突起被称为树突棘（Dendritic spines）。树突棘是神经元之间突触连接的主要场所。
⑯ 麦库切恩（McCutcheon）、马克斯（Marques）和豪斯（Howes）, 《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 ），
⑰ Sally Satel, Brainwashed: 《被洗脑：无意识神经科学的诱惑力》（Brainwashed: The Seductive Appeal of Mindless Neuroscience）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3).
⑱ 麦库切恩（McCutcheon）、马克斯（Marques）和豪斯（Howes）, 《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 ）， 205.
⑲ 劳伦·V·莫兰（Lauren V. Moran）等人,《多动症患者使用哌醋甲酯或安非他明后出现的精神病》（“Psychosis with Methylphenidate or Amphetamine in Patients with ADHD,”），《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380, no. 12 (2019年3月),1128,https://doi.org/10.1056/NEJMoa1813751.
⑳ 麦库切恩（McCutcheon）、马克斯（Marques）和豪斯（Howes）, 《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 ）， 205–206.
㉑ 麦库切恩（McCutcheon）、马克斯（Marques）和豪斯（Howes）, 《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 ）， 203.
㉒ 麦库切恩（McCutcheon）、马克斯（Marques）和豪斯（Howes）, 《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 ）， 203.
㉓ 麦库切恩（McCutcheon）、马克斯（Marques）和豪斯（Howes）, 《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 ）， 206.
㉔ 麦库切恩（McCutcheon）、马克斯（Marques）和豪斯（Howes）, 《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 ），206.
㉕ 译者注：以弗所书强调信徒在成为基督徒之后，应当持续在基督徒生活和品格上成长和改变。这个过程被称为渐进成圣，即信徒在信仰生活中逐步变得更像基督。这一教义体现在（弗2:10,4:22-24,5:8）
㉖ 西尔维娅·纳萨尔（Sylvia Nasar）, 《美丽心灵》（A Beautiful Mind）(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8).
㉗ 译者注：对弗洛伊德来说，精神分裂症是一个关于“选择”和“行为”的问题，因为他认为患者在面对这些未解决的心理冲突时，是有选择地表现出精神分裂症的症状。换句话说，患者可能在潜意识里选择了某种行为或应对方式，以应对他们所面临的心理问题。
㉘ 泽克（R. F. Zec）,  《基于克雷佩林所谈及的精神分裂症的神经心理学：意志和执行功能紊乱》，（“Neuropsychology of Schizophrenia According to Kraepelin: Disorders of Volition and Executive Functioning,”），《欧洲精神病学临床神经科学档案》（Eur Arch Psychiatry Clinical Neurosci.）245, no. 4-5 (1995): 216–23, doi: 10.1007/BF02191800. PMID: 75782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