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徒辅导员医疗问题参考指南》第九章:药物作用下的大脑——一些基础概念和辅导策略的概述

根据美国国家卫生统计中心的报告,有近一半的美国成年人需要在过去的三十天里服用某种处方药,并且在这些人里,近25%的人需要服用三种或三种以上的处方药。再加上有90%的美国人经常服用非处方类药物,可以肯定的是——圣经辅导员需要经常性地为那些正在服用一种或多种药物的人提供辅导。因此,对药物如何影响个体的思维和行为以及如何影响个体接受辅导和对辅导做出回应的能力有基本了解,这对于圣经辅导员而言是非常有帮助的。虽然我们更需要对精神类药物(如抗抑郁药和抗焦虑药)有更多了解,但有许多用于非精神疾病的药物也会对被辅导者在获取、处理、提取和执行《圣经》真理的过程中产生或微妙或深刻的影响。

“大脑-心-行为”之间的交互作用

虽然我们不仅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但非常明确的一点是:那些对大脑活动产生影响的事件和物质也会影响我们的情感和决定,从而驱动着我们的行为。对于这三者间的交互作用,我们还有许多不了解的地方。但很明显,这三者之间的互动会对我们的辅导结果产生影响。

图9-1就说明了“大脑-心-行为”之间的这种动态关联。用《圣经》的语言来说,“心”代表了我们作为造物主形象和样式的承有者的核心。心是我们情感的所在,是我们意志的源泉,是我们逻辑思考能力的根基,是我们情感的驱力,是我们道德信念的居所。尤其重要的一点是:根据《圣经》,心既是罪的泉源,也受到罪的玷污和影响(参见太5:19;来3:13)。因此,心可以被其他罪人欺哄和塑造(约12:40)。虽然《圣经》告诉我们要警惕罪和罪人对我们的心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林前15:33),但也告诉了我们——我们的心也会被《圣经》教导和更新(提后3:16),被圣灵引导和安慰(林前2:13),还会得到其他圣徒的恢复和鼓励(腓1:7)。了解这五个因素对于心的深刻影响(见图9-1),可以指导帮助圣经辅导员更好地进行辅导事工。但当我们这样做时,也必须要对其他可能会对人心造成影响的因素有所了解,毕竟这些因素会影响人心对思维和行为的支配的能力。

图9-1 “大脑-心-行为”的动态关联

在我们的脑袋里,有一个三磅重的人体器官(即大脑),大脑非常明显地在影响着我们进行思考和行为的方式。神经科学家已经发现了一个非常神奇甚至让人惊叹的“生理变化网络”,当我们学习并获得新知识时,这一生理变化网络就开始运作。具体而言,当我们学习一项新的技能或养成新的某种行为模式的习性时,我们大脑中的回路就会发生可测量的变化。大脑的这种可重新连接起并修改信号传输路径(大脑回路)的能力(这也被称为神经可塑性,neuroplasticity),对于学习、脑损伤后的恢复以及将个体做事的方式“固定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具体来说,将个体做事的方式“固定化”,就是使某种做事的方式成为几乎不需有意识参与进来的行为模式(比如开车的程序或刷牙的过程)。

破坏大脑的正常功能,可能会对个体正常的认知和情绪表达产生或巨大或细微的影响。例如,大脑经受创伤可能会导致短期或长期丧失清晰思考的能力,无法回想起之前所学的知识,甚至不能控制运动功能。家中若有患有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其他形式的痴呆症或者脑癌的人,家庭成员可以证明,因着各种脑部疾病,他们的亲人都产生了明显的改变。思考和情绪控制能力受损,可能会表现为一个人说话的方式或对各类情况做出反应的方式发生了改变。因此,可以断言,由创伤和疾病所引起的脑损伤可能会极大程度地改变个体的行为(这一类异常行为通常也表明着,在问题行为的背后,有一些隐藏着的生物学的决定因素)。

除了创伤和疾病外,药物和身体的各类激素也能显著改变大脑的功能,并导致可观察到的、思维和行为方面的改变。大量的药物会改变与愉悦、认知、清醒和冲动控制相关的大脑关键区域的功能。相信有的读者可能对处方药和非处方药对自己集中注意力、完成简单心智任务甚至保持清醒的能力所产生的影响都有亲身的经验。此外,无论是在个体青春期可观察到的易变情绪、怀孕期的“大脑迷雾”(brain fog)还是更年期的情绪波动,我们都很熟悉激素激增或下降会给情绪控制和头脑清晰的思考所带来的挑战。因此,我们不应低估大脑内的“化学变化”会给个体的认知能力、情绪控制和行为能力造成的影响和改变。

此外,很明显,外部因素对个体行为也有塑造的作用。即使是动物也会对奖励和惩罚作出相应的反应——它们会改变行为以获得奖励,避免惩罚。父母也会通过长期建立起的奖惩体系来塑造孩子的行为,但有时可能高估了这一体系对孩子内心的影响。然而,人类经验和正式的研究都证明了——强化期望行为和惩罚破坏性行为这一做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父母、教练、雇主等人会利用这样的体系来改变那些在他们管理之下的人的行为。例如,雇主越来越多地会通过经济奖励让员工戒烟或养成健康的行为习惯。相反的,青少年也往往会因为朋辈压力而养成不好的行为习惯(如吸烟、酗酒或吸毒)。

还有,维持一种特定的行为模式不仅会在大脑中留下印记,还会从正面和负面塑造人心。长期从事着罪的行为可能会使人心变得刚硬无比,而敬虔和舍己的服侍可能会使人心重新变得柔软起来。例如,尼布甲尼撒王因其在世上取得的成就而沾沾自喜,进而使他的心灵因骄傲而变得刚硬,最终遭到上帝的惩罚(见但4章)。罗马书第1章也描述了那些在偶像崇拜中执迷不悟的人,是如何在道德上逐渐堕落,已至最终被神弃绝的。

综合上述的内容,我想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药物既能够改变大脑的活动,也能影响辅导的效果。那么,药物具体是如何改变大脑、进而改变一个人从辅导中受益的能力的呢?

药物是如何改变大脑活动的

大脑活动不是由一个“开关”控制着的,而是由一个“调光器”控制着的。这意味着改变大脑过程的药物对大脑功能有一种“分级效果”。因此,药物导致的损害程度取决于药物对大脑功能的削弱程度,这与药物剂量和个体对药物作用的敏感性有关。我们可以通过思考中枢神经系统(CNS)抑制剂(如酒精和镇静剂)对大脑造成的影响来更好地说明这一点(见图9-2)。在低剂量下,这些药物的作用很微妙,可能都不会被服用该药物的人或观察他们的人所察觉。这些药物的作用包括“去抑制”(disinhibition),也就是说这个人可能会说出或做出一些他们的道德判断或理性思维通常会阻止他们去说去做的事情。服用该药物的人可能会对周围环境的关注度减少,并且在执行重要任务时难以集中注意力。随着药量的增加,大脑功能受到更加严重的损害的迹象也变得愈加明显,甚至无法维持重要的生命功能,比如保证呼吸和维持血压,如果不加以控制的话,甚至会导致死亡。

图9-2 中枢神经系统药物对大脑功能的逐级作用

当个体的中枢神经系统(CNS)被(药物)抑制到足以失去定向能力的严重的程度时,其他人就会意识到这个人可能有一些不对劲了。但较轻程度的损伤可能不易被那些不熟悉这个人的其他人或这个人自己所察觉。然而,轻度损害可能也会产生后果。例如,接受短时麻醉门诊手术的患者通常会收到来自院方的“术后指示”,即让患者认识到麻醉效果的持续性,即使患者可能都没有意识到这样的作用,也需要使其知情。这些建议包括术后24小时内不要开车或操作机器,以及不要做任何重要的个人或法律方面的决策。这是因为在显著的镇静作用后(即麻醉后),个体的认知和精细动作能力可能会被影响数个小时的时间。当他们从门诊手术中心出院时,大多数患者都感到很清醒,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些轻微的损伤,这就是这些警告非常重要的原因所在。

除了因中枢神经系统抑制效应引起的损伤外,药物还可能导致相反的效应,即中枢神经系统兴奋起来,并从而导致易怒、攻击性、焦虑和注意力不集中等现象(见图9-2)。随着兴奋剂类药物药量的增加,甚至可能会发生危及生命的兴奋过度。同样的,由药物作用而导致的轻度兴奋可能不会被不熟悉这个人的其他人所察觉。然而,这类药物的效果也可能会损害一个人的功能,包括他们接受和回应辅导的能力。我们将在这一章的后面讨论中枢神经系统抑制剂和兴奋剂引起的损伤会如何改变个体的认知过程(对圣经辅导而言,被辅导者的认知过程是非常重要的),并会以例子加以说明。

虽然许多人都知道心理治疗药物会改变大脑的活动,但实际上可以对大脑中枢神经系统产生轻微损伤(有时甚至较严重损伤)的药物种类相当广泛。表格9-1就列出了已知的一些会导致某种程度的中枢神经系统损伤的药物类别。这些药物包括常见的非处方药、处方药和广泛被使用的“社交药物”——酒精。事实上,在撰写本文时,美国销量最高的20种处方药中就有10种可能导致某种程度的中枢神经系统抑制或兴奋。任何可能导致嗜睡的药物(通常在处方瓶上都会标有相关的标签)都可能导致某种程度上的认知能力的改变。

表9-1 已知会导致中枢神经系统受损的药物①

还有一种可以找到那些可能由于药物治疗而出现中枢神经系统损伤的人的方法是——想一想哪些疾病通常会使用可能产生这类影响的药物进行治疗。表格9-2列出了一些通常使用此类药物进行治疗的疾病。例如,接受抗癫痫药物治疗的人在每次用药峰值时可能会经历显著的镇静作用。家人可能会注意到在早上用药后的几个小时内,这个人“不是完全健康的状态”,但在下午,他们的认知能力似乎就恢复正常了。

表9-2 常需要用会对中枢神经系统产生影响的药物进行治疗的疾病包括

有些长期服药的病人似乎会对许多药物的中枢神经系统抑制作用产生耐受性(例如,因抗组胺药而导致的镇静作用),但其他人则可能不会。因此,这种损伤可能会在开始或增加药物治疗后持续几天或几周的时间,然后逐步消失。显然,短期性的损伤要比长期的副作用更容易管控。此外,接受有限时间的药物治疗(例如治疗季节性过敏)的人,可能只需要在特定的几个月里经受药物带来的损伤和影响(尽管他们可能每年都需要服药)。

药物对中枢神经系统产生轻微损伤的几个关键方面刚好与圣经辅导的四个主要领域有关(如图9-3所示)。重要的一点是,服药的个体会因许多因素而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例如,大多数服用常见抗组胺药盐酸苯海拉明(也称为Benadryl)的人会报告说他们有嗜睡的现象,但嗜睡的程度也因人而异。此外,如果将此类药物与另一种镇静剂(例如任何常见的肌肉松弛剂)结合在一起使用,则镇静的作用将会更大。相比之下,绝大多数服用抗组胺药氯雷他定(也称为Claritin)的人则不会感到嗜睡,但少数服用此药的患者也会出现嗜睡的现象(不到10%)。因此,我们不能假设这些损害将在所有或大多数服用这类药物的人身上表现出来。

图9-3 中枢神经系统活性药物在哪些领域会对大脑产生轻微的影响

对于那些会对中枢神经系统产生影响的药物来说,最常见的副作用可能就是导致注意力缺陷了。这种注意力缺陷可能来自于药物引起的嗜睡或烦躁,无论是哪一种,都会使被辅导者难以集中注意力完成手头的任务。那些研究人们是否能单纯通过意志力而克服药物造成的影响的行为药理学家们,通常会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那是不可能的。由于难以进行恰当的控制研究,这个结论也颇具争议,毕竟,该如何衡量意志力所发挥的作用呢?但我们作为辅导员和受辅导者,都不应该认为我们可以通过意志的选择而将药物的影响轻易消除掉。

注意力有缺陷的人在接受辅导期间很难集中注意力,特别是当辅导的时间很长的时候。经受着这种药物所带来的副作用的受辅导者可能会让辅导员们觉得他们对辅导员所讲的话不感兴趣,但实际上他们是由于药物所带来的副作用才有这种行为表现。我们将在本章后面的一节中讨论有哪些辅导的策略可以在被辅导者注意力受损的情况下优化辅导过程。

认知是个体获取知识、获得概念理解、进行抽象思维和解释经验及想法的过程。认知能力是我们在这个不停刺激着我们九种感官的世界中正常运作的基础(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平衡、疼痛、温度和身体姿势)。因此,药物治疗引起的认知能力障碍将导致认知能力的受损。更为重要的一点是,理解抽象概念的过程是一种更易受微小变化影响的“高阶脑功能”,这个功能是在儿童发育的后期形成的。因此,除了注意力受损外,认知能力受损可能是中枢神经系统被影响的、最常见的表现形式。例如,痴呆症的早期迹象之一(认知能力的下降最终变得无比严重)就是个体无法学会新的技能以及无法发挥之前掌握了的技能(如使用智能手机)。那些因药物或疾病而导致中枢神经系统轻度受损的人,可能会在“翻译”指令并将其转化为行动的方面有困难。再次强调,这不是可以通过纯粹的意志力就能克服的问题。

一个认知能力受损的人可能会发现抽象的《圣经》概念非常难以理解,特别是在一开始读经的时候。他们可能需要比常人进行更多遍的“重复”才能理解那些重要的真理。这种损伤也可能使背诵经文这件事变得异常困难。圣经辅导员有可能认为的“不愿意背诵经文”,实际上可能是由于认知受损所引起的。这里有一个简单的测试可以帮助圣经辅导员区分这两种情况。让被辅导者读一段较短的经文,比如以赛亚书43章5节的前半句话(“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读五遍。然后让被辅导者合上《圣经》,等待一分钟,再让他/她背诵这节经文。如果他/她无法完成这个水平的回忆任务,这就意味着他/她有一些认知上的受损,这也会让背诵经文这件事变得尤为困难。

去抑制(disinhibition),或控制冲动的能力受损,是抑制中枢神经系统的药物的另一个“微效应”。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会“酒后吐真言”。人们会在酒后无视社会规范,用语言贬低他人,并以非正常的方式行事。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酗酒的人(以及服用其他药物的人)之间的冲突往往会迅速升级。控制冲动的能力受损这一现象也让医院的手术和康复部门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永远都不要重复病人在麻醉前后所说的“胡话”。

有些人可能认为,药物引起的冲动控制受损只不过是揭示了一个人真实的本性,因此可以成为了解这个人内心的窗户。而就是基于这样的说法,人们才会杜撰出所谓的“真相血清”(truth serums)。②然而,一个人的品格并不仅反映于他们可能被诱惑去做或去说的事情,还包括他们基于道德判断所表现出的约束力。我想,我们都曾被不时出现在我们脑海中的某个想法或观点所吓到。但道德评价很快就会使我们远离这种想法和随后的行动。而在一种受伤或药物所引起的“去抑制”的状态下,我们则可能不会表现出这种道德上的约束力。

在不熟悉的人的身上,我们很难发现那些由药物引起的冲动控制受损。也许最明显的一种方法就是花一整天的时间,看看他/她的行为是否会发生可观察的变化,而这对于只在每周同一时间与被辅导者见面的辅导员来说,是不太可能的。另一方面,如果一位被辅导者承认他/她在控制对他人做出反应这一方面存在着挑战(并且可能会导致人际冲突),同时他/她还在服用某种会引起中枢神经系统抑制的药物,那么就可以帮助他/她探究一下——每天是否总是在同一时间,这种冲动难以得到控制的情景就会出现。如果这些人际冲突现象通常是在服药后的头一两个小时内发生的,那么他们就应该意识到——药物可能会使他们更容易做出冲动性的反应,而这也可能会帮助他们谨慎言辞。

拿我自己来说,我偶尔需要服用一种药物来控制一种罕见的结肠炎。我的妻子就帮助我意识到,在服用了这个药后,我往往会说很多话(当然了,对于一位全职教授来说,这肯定早就已经是一个问题了)。因此,当我需要服用这种药物时,我就会有意识地提醒自己这种“变话痨”的倾向,并提醒自己要更加努力地倾听他人,而不是自顾自地说话。

情感不稳定是指个体的情绪会迅速且夸张地改变,有时甚至会导致似乎无法自控的哭泣、大笑、易怒或愤怒爆发。由于脑损伤、神经退行性疾病(如帕金森病或多发性硬化症)或药物作用而引起情感不稳定的人,可以通过充分的自我意识、主动避开那些“触发因素”或从压力情境中暂时抽离出来等方法来防止这一类的反应。情感不稳定的表现似乎更经常会发生在脑功能障碍患者的“疲劳期”。辅导员也应当注意自己对被辅导者情感不稳定表现的反应(例如,当他们在不恰当的时候哭泣或大笑时,我们该如何反应),因为不当的反应会导致尴尬的辅导气氛并阻碍与辅导对象进行交流。因此,圣经辅导员要藉着怜悯、谦卑和耐心,以最好的方式帮助那些在情感不稳定方面有所挣扎的人。

在手术恢复期间,病人常常服用强效镇痛类药物,这时他们可能会表现出对医院工作人员的极度感激或极度沮丧,这些情绪表达可能与病人本来的性格不符。这就是药物引起的情感不稳定的表现。同样的,圣经辅导员可能会在服用这些药物的人身上观察到类似的情绪情感变化,无论服药的时间是长是短。例如,当辅导一位正在从膝盖置换手术中康复的病人时,最好不要过多解读病人的情绪情感反应,因为这些反应可能是手术创伤或药物的副作用引起的。

药物引起的神经精神症状

虽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可,但有些药物可能会导致类似神经精神障碍的症状。表9-3列出了医学文献中报道的一些药物引起的类神经精神障碍症状。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些症状是由药物引起的,那么针对这些症状的干预很可能会无效。更为糟糕的是,如果对那些“外显症状的潜在原因”下了错误的诊断,那么医生有可能会让该患者长期服用精神类药物。不幸的是,药物所引起的神经精神不良反应既没有得到临床医生的重视,也没有得到研究人员的关注。然而,如表9-4所示,各种药物和毒素都有可能引起这些不良反应。如果圣经辅导员怀疑某个被辅导者的症状可能就是由药物引起的(即使是部分),他们就应该鼓励被辅导者及时咨询医生。

表9-3 药物引起的类神经精神障碍症状

精神治疗药物对大脑的影响

精神治疗药物的目的是减少精神障碍的主要症状(如焦虑、偏执)。与许多其他疾病(如帕金森病、高血压)的治疗类似,这些药物既不能治愈也不能消除症状背后的根本性的病源。事实上,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质问:许多药物是否真能缓解症状,抑或只是把症状掩盖了起来。例如,一些常用的抗精神疾病药是强镇静剂。事实上,这类强镇静剂有时就被用来安抚急诊室里具有攻击倾向的病人。当用于治疗精神类疾病时,这些药物到底是在治疗病根呢?还是仅仅使病人的情绪反应变得迟钝?虽然在圣经辅导界内,是否应当用药治疗各种精神类疾病仍有争议,但药物的广泛使用使得圣经辅导员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某个正在服用抗精神疾病类药物的被辅导者。因此,对主要的精神治疗药物类别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是很有帮助的。

表9-4 与药物性精神病相关的药物

从历史上看,精神治疗药物是按其主要治疗的适应证分类的:抗抑郁药、抗焦虑药、抗精神病药、催眠药和情绪稳定剂等。换句话说,这些药物是根据它们用来治疗的综合症来命名的。这些药物有时还会根据其化学结构(如三环类抗抑郁药)或不寻常的特征(如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进一步分类细化。然而,现在许多药物的应用范围都扩大了(超出了其最初的治疗意图),并被用于治疗多种疾病。例如,许多常用于治疗抑郁症的药物也被用于治疗焦虑症。此外,一些抗精神病药物也会被加入到个别的综合治疗方案中,用作那些对标准抗抑郁药物产生抵抗力的抑郁症患者。这种越来越多的精神治疗药物被用来治疗多种心理疾病的趋势,导致了一种基于药物的基本药理作用而分类的系统发展了起来(不再考虑药物的治疗应用)。目前精神治疗药物的分类方法被称为“基于神经科学的命名法”(Neuroscience-Based Nomenclature, NBN)。虽然NBN为具有药理学知识的临床医生提供了一个更丰富的框架,但对于缺乏这种背景知识的人来说,这种分类太过晦涩难懂。然而,如果人们能够对神经传导(即大脑中的细胞如何通过化学讯息相互沟通)的概念有所理解,就有足够的知识来掌握目前的这种精神治疗药物的分类依据了。

中枢神经系统中的信号传递可被看作是在生化和分子水平上发生在单个神经元(大脑中的主要信息传导细胞)里的“四个步骤”。

电信号→释放神经递质→受体结合→细胞反应

精神治疗药物通过改变现有神经化学物质(也称为神经递质)的数量,或通过影响这些神经化学物质与邻近神经元表面的蛋白质(也称为受体)的结合而发挥作用。如图9-4所示,神经化学物质通常储存在神经元内被称为囊泡的“小隔间”里。当电信号到达时,这些神经化学物质被释放到神经元之间被称为突触的区域。然后这些神经化学物质就可以“迁移”到邻近的神经元那里,并与该神经元上的特定受体结合,从而激活细胞反应。但与此同时,一旦接受了信号,就需要有一种方式来结束神经元之间的信息传递。

在收到电子邮件后,你可以将其删除或保存在一个文件中以便以后检索。同样的,我们的造物主也赋予了我们的身体两种主要的手段来处理已经接收到的化学信息:分解神经递质(如删除电子邮件),或将其送回原神经元以供后期使用(如归档已读电子邮件)。后者被称为“再摄取”(reuptake)。因此,在突触里(接受信息的神经元的轴突)有特定的酶可以降解神经递质,而在发送信息的神经元的表面也有运转蛋白质可以“回收”神经递质。

图9-4 神经元神经递质传递示意图

通过了解神经递质的传递机制我们可以发现,化学物质(即药物)可以增强细胞信号传递,这些化学物质可以引起神经递质的释放,抑制分解神经递质的酶,与神经递质相同的受体结合,或阻止神经元摄取神经递质。当一种药物可以模拟神经递质并与其相同的受体结合时,我们称之为“激动剂”。这会增加神经传输。相反,有些药物可以减少神经递质的传输。该药物可以减少神经递质的释放,加速神经递质的分解,增加神经递质被再摄取的速度,或者阻止神经递质与受体结合。这些阻止神经递质与受体结合的药物被称为“拮抗剂”。

NBN根据药物如何影响神经化学物质(神经递质)以及如何改变细胞处理神经化学物质的方式对心理治疗药物进行了分类。神经递质是在大脑中传递信号的化学物质。大脑可以使用不同的神经递质发送信号,就像您可以使用智能手机通过短信、电子邮件或语音向别人发送信息一样。在精神药物治疗中,主要关注的神经递质有多巴胺、GABA(γ-氨基丁酸)、谷氨酸、去甲肾上腺素和5-羟色胺。因此,药物的分类包括这些神经递质的名称。例如,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SRI)是一种通过抑制神经元中5-羟色胺的再摄取来增强细胞信号传导的药物。相反,5-羟色胺酶抑制剂(也称为单胺氧化酶抑制剂,名称会根据特定的酶的名称而定)则通过阻止5-羟色胺的降解来增强细胞信号传导。类似地,多巴胺受体拮抗剂通过占据多巴胺通常结合的受体来阻止多巴胺的作用。就像用胶带贴在钥匙孔上可以防止钥匙进入并开门一样,拮抗剂阻止对受体的访问,但不会刺激细胞信号传导。

这种按照药物作用的机制进行分类的方法并非没有局限性,因为许多药物对神经信号传输均具有多种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该分类法会通过承认(不同药物)对不同的转运蛋白或受体(如抑制5-羟色胺和去甲肾上腺素的再摄取)产生类似的作用机制来表达这种多样性。其他药物有多种不同的作用方式,如受体激动作用和酶抑制作用。这些情况被称为“多模式机制”。此外,有些药物的药理作用还不甚明了。这将包括以前被归类为情绪稳定剂的几种药物。特别是,锂和丙戊酸钠似乎会通过某种未知的机制来增强谷氨酸神经递质的传递。

遗憾的是,虽然在2014年首次被推出,但NBN并没有被统一采用,一些临床医生和研究人员仍在使用旧的药物命名法。虽然大多数主要的医学和科学期刊都已经采用了NBN,但在一些文献中(甚至是在一些NBN的创始人所编纂的书籍中),旧的术语仍经常出现。因此,表9-5同时提供了基于适应症和NBN的双重分类,以及这些分类中的常见药物。预计随着时间的推移,以适应症为基础的命名法将越来越不受欢迎。

我们还应该认识到,NBN分类法是根据药物的药理作用机制而对药物进行分类的,不是根据精神症状的病理生理机制或其根本原因(这些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尚不为人知)而分类。大脑中的神经化学变化与个人在感知世界或塑造其行为反应时所表现出的扭曲,这二者之间的联系仍是一个未经证实的假设。

大脑对长期药物暴露产生的适应反应

上文描述的神经传输过程为我们理解因长期药物暴露而导致的大脑变化提供了一个基础。人体的生理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维持稳态的,也就是说,该过程试图稳定并使人的功能性始终维持在某个水平。如果你的血压因为脱水而下降,那么你的心率就会增加,血管会收缩,肾脏也将保存水分以维持正常的血压。同样的,发生在大脑和身体其他部位的细胞信号传递也是为了长期维持稳态。当外部化学物质(即药物)通过与受体结合而持续激活特定的细胞时,正常的稳态机制则会通过减少细胞表面受体的表达(即受体蛋白质在细胞表面的数量)而做出反应。这会导致信号减弱。这种细胞敏感性的丧失(即产生了适应性)是上帝创造我们时赋予的一种方式,用以恢复身体的稳态。

对长期摄入甲基安非他明(methamphetamine)或其他兴奋剂的人的研究显示,他们大脑中多巴胺受体的数量减少了。这被一些人引用来支持这样的观点:成瘾也是一种疾病,类似于糖尿病、高血压或精神分裂症等。然而,在大脑中可观察到的因长期使用“娱乐性药物”(即酒精或毒品)所导致的变化并非病理性的,而是证明了大脑是按其最初的设计运行的。事实上,当停止药物摄入后,大脑中的多巴胺受体表达会逐渐增加。值得注意的是,长期药物暴露(即服药)还可能会导致身体其他器官的受体表达发生改变。例如,长期使用解鼻塞喷雾,致使鼻腔内受体减少,从而导致持续用药,反而使鼻塞问题变得更严重。

这些由于长期使用药物而导致的细胞变化,解释了为什么持续使用精神治疗药物可能出现的一些不良反应:因为面对细胞表面受体的减少,神经递质的正常释放会表现出钝化的效果。更为重要的是,这也揭示了为什么许多患者发现停止服用这些药物非常困难,以及为什么他们在戒除时会出现戒断症状。

中枢神经系统活性药物的戒断症状

基本上所有的精神治疗药物在突然停止服药时都会导致症状的加剧。例如,对许多研究的回顾发现,平均超过50%的患者在停止服用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又称SSRI,是一种最常见的处方抗抑郁药)时会出现戒断症状。这些症状通常会持续六周左右的时间,但也有许多病人的戒断症状可能会持续一年或更长的时间。图9-5总结了停止使用这些药物治疗时可能会出现的戒断症状。虽然停药后可能会引发的症状相当广泛,但类似头晕、流感、胃肠道症状和轻度的认知障碍似乎是最为常见的。此外,还应该注意到,在戒断期间,尝试自杀和自杀意念的风险增加。因此,停止药物治疗不是一个轻率的举措,也不是一个可以在没有任何医学监督的情况下就能轻易采取的行动。

然而遗憾的是,许多病人在开始服用这些药物时,似乎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警告,对停止服药可能会经历的挑战并不了解。然而,如果病人想要权衡药物治疗和非药物干预在控制焦虑和抑郁症状方面的风险和益处,掌握这种知识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有被辅导者告诉你,他们正在考虑开始服用抗抑郁药或抗焦虑药,那么你最好询问他们是否知道许多病人在尝试停止服用这些药物时遭受的困难和挑战。关于这类药物的戒断信息,可以在一些比较有名的网站上找到(如梅奥诊所③、WebMD④或克利夫兰诊所⑤)。由于这些戒断症状,许多患者不愿意停止服药,或者他们虽尝试过停药,但都失败了。

图9-5 停用SSRI药物后报告的戒断症状

任何人都不应低估患者停止服用精神治疗药物的困难程度,即使是那些有强烈动机要停药的人也会备受挑战。由于恢复药物治疗后症状就会迅速消失,因此这种“缓解的诱惑力”也为个体继续服药提供了强大的动力,这没有什么令人惊讶的地方。此外,戒断症状可能会“模仿”最初药物针对的综合症(如焦虑或抑郁),这可能会导致误诊,即误以为最初的综合征复发了,从而导致不必要的长期药物治疗。

但我们仍可以采用一些策略来帮助那些希望停止使用精神治疗药物的患者。这些策略(只应在有医疗指导的情况下采用)包括逐步减少药量,而不是突然停药,这一过程应持续数月的时间,而不是仅仅数周。研究表明,在两到四个星期内逐步减少药量通常不足以防范戒断症状。此外,在逐渐减少药量的过程中,所服用的药量要低于正常的最低药量(这需要将正常的最低可用药量分割成更小的量来逐渐减少)。此外,最好是在患者生活压力最小的时候开始减少药量。圣经辅导员可以在这个过程中为被辅导者提供帮助,以帮助他/她正确地应对在减药期间可能会出现的、不可避免的生活起伏。要帮助他们以符合《圣经》的方式处理压力,从而帮助他们忍受在药物戒断期间可能会出现的不适感。

如果被辅导者希望停药,但他们的医生或其他医疗服务的提供者并不建议这样做时,圣经辅导员该如何回应呢?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需要带着足够的智慧和谦卑做出回答。大多数圣经辅导员缺乏相关的医学专业知识和经验来做出正确的判断,因而,要尽量避免给出不成熟的建议。即使他们拥有相关的医学培训,他们也是以圣经辅导员的身份(而不是以医疗保健提供者的身份)与被辅导者接触和互动,所以不应该混淆了他们的角色。此外,建议被辅导者忽视或违背医疗建议可能有潜在的法律后果。当面对着这种两难的局面时,较为谨慎的做法是(事实上我们都会这么做):如果被辅导者对医生的诊断或治疗建议存有疑问,那就寻求另外一位有资质的医疗服务提供者(即医生)给出不同的意见。圣经辅导员不应提供任何其他的建议。

使接受药物治疗的人辅导最大化的策略

虽然药物会影响个体“吸收”和“实操”圣经辅导内容的能力,但在辅导对象接受短期或长期的药物治疗时(这些药物会降低他们清晰思考的能力或导致对中枢神经系统的其他影响),仍有一些策略可以优化辅导的效果。首先,辅导员和被辅导者都需要对药物可能会带来的损伤有一定的认识。富有怜悯心的对话可以使辅导员和被辅导者合一在一个统一的目标中,即从每一次的辅导中都要获得最大的收获。

让我来举个例子,我曾经辅导过一个名叫乔治(George)的弟兄。在正式的辅导过程结束后,乔治向我寻求指导。原因是,他挣扎于一种困扰着他的罪,我们决定一起读一本书,以鼓励他在生活中加强属灵的自控力。最初的几次会面都很有成效,乔治会“有备而来”,专注在我们的讨论中。但在随后的一次会面中,他显得非常心不在焉,也没有提前做任何的准备。他的腿不停地快速抖动着,目光也在房间里不停地移动,而且他的手也不住地颤抖。我对他说:“你今天看起来很不安。是发生了什么事么?”乔治随后告诉了我很多事,其中,乔治告诉我,他看了一个新的医生,该医生停止了他已经服用了几年的抗抑郁药,并换成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药物。他接着说,自从换了药之后,他就感觉不太对劲。在我看来,他显然正在经历着突然换药所带来的一系列戒断症状。

当我告诉乔治,他的不安可能是由于换药导致的,我们都认识到,他的这种不安的状态会使我们难以达成这次辅导的既定目标。我们并没有因为无法强行解决这个问题而感到沮丧,而是讨论了在他的身体适应药物更换期间,如何能最好地应对他的生活。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我们通过电话和短信联系,我主要是给予他鼓励。在他的身体适应了新的药物后,我们就又能够在他的注意力不受干扰的情况下重新投入到学习和辅导中。

辅导员什么时候应该怀疑是药物引起了被辅导者身上的各种缺陷呢?首先,被辅导者是否正在服用一种已知会导致嗜睡、焦躁或其他影响中枢神经系统影响的药物?其次,是否能观察到他们的情绪变得不稳定,或者他们专注于某个内容或理解材料的能力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与服用新药或改变药量是否有关?第三,这些变化是否与用药的时间,即药量对其产生影响的过程相关(例如,服药后的一到两小时内,大多数药物的峰值效应会显示出来)?但如果你与被辅导者每周只在同一时间见面,那你可能很难会察觉到异样。因此,通过问一些开放式的问题,让他们自己回答什么时候他们觉得能非常有效率地完成一些“脑力劳动”(如阅读或完成辅导作业),这可能会给我们提供一些非常好的见解。

如果辅导员确实觉得可疑,并且被辅导者明显表现出与药物治疗相关的轻度损伤,则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减轻这种损伤对辅导过程或对被辅导者完成辅导作业的影响。仔细评估和选择环境是一个简单直接并且极为有效的方法。在进行辅导或完成家庭作业的房间里尽量减少导致分心的刺激源(视觉和听觉),这可以帮助那些难以集中注意力的被辅导者。空气质量也很重要。我们可能都有待在一个闷热的房间里(或一个让我们感到“寒风刺骨”的房间里)的经历,这会严重影响我们专注于手头工作的能力。而在一个光线充足、舒适、没有干扰源的环境中,可以大大提高人们集中注意力的能力。

有智慧地调节辅导的时间和时长,以及在家里完成辅导作业的时间和时长,这都可以帮助被辅导者减轻中枢神经系统活性药物所带来的负面作用。例如,我们有一个亲戚就在服用一种治疗癫痫的药,每天早上服药后,有那么几个小时,他的大脑似乎在一团迷雾中。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最好不要试图和他就某些重要的事情展开严肃的谈话,因为他记不住谈话的内容,也无法在讨论中进行清晰的思考。虽然是否可以通过意志力来克服中枢神经系统抑制药物所导致的昏昏欲睡仍值得商榷,但被辅导者努力这么做的时间越长(即通过意志力极力控制药物带来的影响),他们从辅导或圣经学习中获益的能力就越大。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那些正在经受着中枢神经系统活性药物所带来的刺激作用而难以坐定或集中注意力的人。换句话说,试图一次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个主题上一个小时,这可能会超出他们的能力极限。对于这些人来说,更短的时间,更多的频次,这样的辅导安排可能是最好的策略。

让被辅导者在辅导过程中有可以运动的器械或活动,这也是一种缓解策略。虽然被辅导者在辅导过程中走来走去可能会让辅导员感到不安,但这样可以让被辅导者消耗掉紧张的能量或对抗那种昏昏欲睡的感觉。患有背部疼痛或腿部痉挛的人不管怎么坐都很不舒服。随着不适感的增加,他们集中注意力的能力就会下降。耶稣就曾在走路的时候教导了很多人,因此,辅导员也可以考虑将此作为帮助某些被辅导者的一种手段。我们可以在“天父花园”漫步的过程中进行圣经辅导,不一定要关在四面墙里面。

对于正在服药、且所服用的药会对辅导产生影响(难以消化辅导的内容或难以按照辅导的内容进行实操)的人来说,重新设定辅导的总时长是非常必要的。同时,有意识且有目的地重新设定辅导的总时长将有助于辅导员避免在开展辅导的速度方面受挫。值得注意的是,那些经受着由药物引起的损伤的被辅导者,可能比其他人更需要得到强化。认识到这种特殊需求的产生并不是被辅导者的错,这应该会让辅导员更有耐心。

对药物和圣经辅导的观点

药物治疗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并改善了许多人的健康状况。各种抗生素和疫苗使许多疾病都失去了威胁人类生命的能力。其他的药物则可以缓解或减轻那些无法治愈的疾病所带来的难以忍受的症状。但药物并不是没有缺点的。比如当药物被用于治疗各种疾病的过程中,可能会导致一些认知障碍,从而使个体在完成心理方面的任务时,遇到一些困难。认识到这种影响,可以引导辅导员采取特定的策略,并在圣灵的大能中,将神的话语带到那些在需要的时候,被神引导来到他们的辅导室的人的心中。

表9-5⑥常见的精神治疗药物及其分类⑦



附录:
① 译者注:此处药物的名称以英文名称为主,许多药物尚未有官方的中文名称。
② 译者注:“真相血清”并非真实的药物,通常会在小说里出现,它在小说里的作用通常是解除某个人的精神防御机制,让他/她有问必答。
③ https://www.mayoclinic.org
④ https://www.webmd.com
⑤ https://my.clevelandclinic.org
⑥ 此表参照了大卫·那特(David J Nutt)皮埃尔·布利尔(Pierre Blier)文章, 《<精神药理学杂志>的神经科学命名法》(“Neuroscience-Based Nomenclature (NbN) for Journal of Psychopharmacology”) 《精神药理学杂志》(Journal of Psychopharmacology)第30期, no. 5 (2016): 413–415, https://doi.org/10.1177/0269881116642903.
⑦ 药品按通用名称列出。未纳入的药物是以前未被基于适应证的系统分类的新药,因此仅使用NBN进行分类。为简单起见,省略了受体亚型。
⑧ “多模式”是指具有一种以上作用模式的药物(如再摄取抑制剂和酶抑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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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克雷格·斯文森(Craig Svensson),药学及哲学博士,是普渡大学药学院(Purdue University College of Pharmacy)药学与分子药理学的荣誉院长和教授,同时也是印第安纳大学医学院(Indiana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药理学与毒理学的兼职教授。他著有《当没有治愈时》(When There Is No Cure)、《浪子的痛苦之路》(The Painful Path of a Prodigal)和《打破上瘾的束缚》(Breaking the Grip of Addiction)等书。

译者简介

小白老师,美南浸信会圣经辅导硕士,上海师范大学应用心理学硕士,美国圣经辅导员认证协会(ACBC)认证辅导员。小白老师专注于以圣经为基础,对心理学和心理咨询进行分辨和评析,对青少年辅导也很有负担。